政治
漕运改革
自唐文宗大和（827年—835年）年间以来，每年运江淮米不过四十万斛，沿途吏卒侵盗，以及沉没，运达渭仓（今陕西潼关北）的还不到二十万斛。至唐宣宗大中（847年—860年）年间，漕吏徇私现象严重，唐代中期时刘晏改革所立的漕运法已经被毁殆尽。大中五年（851年），裴休被任命为盐铁转运使。
裴休在总结刘晏之成功经验与王播（唐宪宗时诸道盐铁转运使）之失败经验的基础上，不以漕运额作为激励指标，他更加注重对漕运官吏的工作积极性的调动。他采取三个措施治理漕吏：
一、对漕运僚佐与州县官吏的责任进行明确划分，通过不同的漕运执法责任实现对不同类型漕吏的激励。
二、将每年的漕运佣金全部划归吏民，这也解决了吏民最为关注的“利”的问题。
三、将此次的改革方案具体化，立漕法十条，以法制的方式将能动激励措施固定为漕运法的激励内容。
裴休的措施准确抓住了漕吏徇私的激励失灵动因，获得较好的制度效果。其在任三年，每年顺利转漕租粟至渭仓一百二十万斛，“无合升沉弃”。
整顿茶税
裴休任盐铁使时，各藩镇设置邸阁（官府所设储存粮食等物资的仓库）储存茶叶待价出售，以此获利。而对商人的其他货物，则额外强征赋税，严重损害客商、行人的利益。裴休根据时势，建议：“允许各镇储茶，但不可擅自对商人收税。”又建议将开发“山泽宝冶”的权力也收归盐铁使所有。
书法
裴休擅长书法，以欧阳询、柳公权为宗。《旧唐书》记载：“裴休长于书翰，自成笔法。家世奉佛，休尤深于释典。”董其昌在《容台别集》也称：“唐世学书甚盛，皆不为释典所用。梁肃、房融其书不称。惟裴休深于内典，兼临池之能。”
史载裴休的真书、楷书遒媚，行书“尤有体法”，率意天成，却又法度严谨。据《书林纪事》描述，他“镇太原时，太山建化成寺，寺僧粉额陈笔砚以俟休。休神色自若，以衣袖墨书之，极遒建”。关于裴休的作品，《宣和书谱》收录有其行书《判疏言状》，今已佚。其所书碑碣，今仅存《圭峰定慧禅师碑》。叶昌炽《语石》载：“《圭峰和尚碑》尚存，其书遒紧而无蕴藉，学之易滋流弊。细参之，其运笔之操纵，结体之疏密，与诚悬（即柳公权）昕（诉）合无间。大达法师（《玄秘塔碑》）裴撰文，而柳书之。此碑则柳题额而裴书之。两碑微言奥义，非精于梵乘者不能作。其文固宜出于一手，窃讶裴之书又何以神似柳，既而豁然悟曰：此碑亦裴撰而柳书，特书丹时并题裴疑耳。”
参考资料：
1、《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七·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曲江池所在地秦朝时叫岂州。唐朝开元年间，疏通开掘为风景名胜之地。南面是紫云楼、芙蓉苑，西面是杏园、慈恩寺。花草环绕，水色明媚，都城的人都来游玩观赏。最盛大的是中和上巳节这天。皇上要赐宴臣僚，聚会于山亭，还要赐与大常教坊的音乐赏听。池中备有彩船，只有宰相、三使、中书门下两省及翰林学士等大官才可登临。整个皇宫的人几乎都要来游，十分盛观。裴休此时正欲廉察宣城，还未离开京城，又正值曲江池荷花盛开之时，便与省阁的名流们同来游赏。从慈恩寺起，他们丢下随从，只带着小仆，步行到紫云楼。见有几个人正坐在池水边上，裴休便与同僚们也坐于他们旁边休息。那几个人中有个穿黄衣服人已酒至半醉，显示出一种气度不凡的神态，指责其他人谈笑轻佻，裴休心里有些不平。拱手行礼问道：“请问你任什么官职？”对方轻率地回答说：“喏，郎可不敢，郎是新任的宣州广德县令。”并反问裴休道：“押衙担任什么职务？”裴休仿效那人道：“喏，郎不敢，刚任宣州观察使。”那人于是狼狈而去，与他在一起的人也都四散而走。裴休的同僚们都击掌大笑。不多天，便传遍了京城。后来被吏部执掌铨选的人查到此人，说：“这个广德县令已请求调换到罗江去了。”宣宗在做藩王时听到这一笑话，也常常以这种方式与亲王们开玩笑。后来宣宗当了皇帝，裴休当了宰相，起草诏书时，回头对近臣说：“喏，郎不敢，新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