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追随王世贞的“文须秦汉，诗必盛唐”主张，他是“明末五子”之一。《明史》载其“落笔数千言立就”，“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弈，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也”。王世贞评说，其诗有天造之极，文尤瑰奇横逸。现知屠隆著有《栖真馆集》、《由拳集》、《采真集》、《南游集》、《鸿苞集》等，然其中佳作不多。
屠隆精通音律，家有戏班，曾登场献艺。还曾校订《西厢记》，颇多独创之处。他的有关度曲的论述，沈宠绥编《度曲须知》时，“稽采良多”，所著传奇《昙花记》、《修文记》和《彩毫记》3种，总名《凤仪阁乐府》。《昙花记》写唐木清泰弃官求道，苦修10年，与妻妾均成正果事。《修文记》写蒙曜女湘灵学道成仙，封"修文仙史"，在她劝导下，一家潜心修道，共占仙班事。这两部传奇，正如《昙花记凡例》所说，“广谭三教，极陈因果，专为劝化世人”。其中指奸斥佞，也是为了阐发佛理，“狠下轮回种子”。名为传奇，实为法曲，无积极意义。《彩毫记》主要写大诗人李白，配以唐玄宗杨贵妃故事。其中也有崇尚道释内容，但主要人物李白，藐视权贵的性格和气质，刻画得比较成功，体现了作者逸才慢世的创作心理。
表现艺术
屠隆的传奇戏曲虽声称“针线连络，血脉贯通”，“不用隐僻学问，艰深字眼”（《昙花记凡例》）。其实，则是关目芜杂，结构散漫，文词典雅华丽，所以有人批评说“其词（《彩毫记》）涂金缋碧，求一真语、隽语、快语、本色语，终卷不可得也”（徐麟《长生殿序》），《昙花记》是“学问堆垛”（祁彪佳《曲品》）。这说明屠隆的传奇继承了骈俪派的风格。不过在体例上有创造，有时整出戏无一曲，尽用宾白演出（话剧的雏形）。《凤仪阁乐府》在屠隆生前，曾大行于世，但流传后代者，只有一二散出而已。
屠隆尚有《安罗馆清室》、《考盘余事》等杂著传世。
风流才子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死于迫害的有之，死于自杀的有之，死于政治斗争的有之，死于意外事故的有之，英年早逝的有之，寿终正寝的有之。
明朝是个出才子的年代，大凡才子难免都要风流些。如李卓吾经常出入于孀妇卧室，大白天公然挟妓同浴；袁宏道认为人生有五大快活，除吃、喝、玩、乐外，还有携妓冶游；钱牧斋与柳如是，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辟疆与董小宛这种文人与妓女之间的情爱，在当时皆被传为佳话；就连抗清英雄陈子龙在家境不太富裕的情况下，也先后将三个风尘女子纳为爱妾。同他们相比，屠隆无论是在创作天赋上、文坛名气上还是在家境优越度上，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他的风流程度相当出格。
屠隆（1543-1605），字长卿，浙江鄞县人，万历五年进士，官至礼部主事、郎中。在中国文学史上，屠长卿是以剧作家面目出现的。《明史》记载他“生有异才”，为人豪放，纵情诗酒，专门爱结交天下名士，名列“中兴五子”。他坚持“针线连络，血脉贯通”的戏曲创作主张，他的“诗有天造之极，文友瑰奇横逸”，他的《昙花记》、《修文记》、《采毫记》都曾“大行于世”，叫座京城，其知名度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汤显祖。
风流事迹
其一，在创作形式上，他专爱写男子弃官求道，最终与美妻爱妾修成正果的传奇爱情故事，尤其是他在与一位候爵夫人有了暧昧关系以后，便开始进一步描写一些淫荡男女私情的作品，以至几百多年以来一直受到争议；其二，在个人生活上，他不但喜欢搞“同性恋”，而且还广“蓄声妓”，整日和妓女厮混在一块，常常在士大夫之家“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从汤显祖写给他的“长卿曾误宋东邻”，以及“岂有妖姬解春姿，岂有狡童解咏诗”的诗句中，不难想像出他在性生活方面的极端放纵。 明朝中后期，是一个淫风甚炽的罪恶年代，是一个“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的淫乱时期。从帝王公侯到文武百官，从文人墨客到贩夫走卒，从商铺里的药石秘方到地摊上的春宫画册，从高门深院中的歌姬成群到繁华地段上的妓院满布，再加上商人性消费的蓬勃兴起，与文人自命风流的推波助澜，一场全民参与的明末淫风，已经渗透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据反映明末社会风气的《五杂俎》记载：“今之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