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阁体
自永乐以后，“台阁体”长期统治文坛，致内容贫乏，篇章冗赘，文风萎弱，给文学带来严重危机。 为了矫正这种流弊，弘治中，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七人，结成一个文学集团，打起“复古”旗号，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风气所促，竟至于“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把秦汉的好文章拿来，刻意摹仿，从篇章结构到句法、词汇，完全着眼于形式的追求，即使损伤作品的内容也在所不惜。在文学内容上没有提出任何主张。“前七子”鼓吹一阵之后，终因其弱点而消歇。
王慎中为文，早年受“前七子”复古主义的影响，标榜秦汉，“徒知掇摭割裂以为多闻，模效依仿以为近古”(《遵岩集·再上顾未斋》)。
他在南京居官时，曾与王畿讨论王阳明的学说，又天量阅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二十八岁以后，始悟高谈秦汉、鄙薄唐宋的非是，认可唐宋大家欧阳修、曾巩等的作文手法，不受古人形式羁绊，言能达意。认为“学问文章如宋诸名公，皆已原本六经，轶绝两汉”(《与汪直斋书》)；“学六经史籍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韩（韩愈）、欧（欧阳修）、曾（曾巩）、苏（苏轼）诸名家”(《寄道原弟书九》)。这就和李、王等盲目尊古、不读唐以后书的偏颇狭隘的论调不同。
他似乎看到秦汉文和唐宋文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在唐宋文中，他特别推尊曾巩，认为曾文“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该之蔽亦已少矣”(《曾南丰文粹序》)。
王慎中公开反对复古派的文学理论，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倡导文崇唐宋，主张意定词立，文从字顺。他要求文章能“道其中之所欲言”，“卒归于自为其言”，“直抒胸臆，信手写出”，要有“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这就和以抄袭类比为能的拟古主义者有根本的区别。
为此，他乃尽弃旧作，完全以曾（曾巩）、欧（欧阳修）、王（王安石）三家为宗。《泉州府志》称：“慎中学博材俊，自视亦高，早第旋废，肆力文章，追轨作者。”“每构一篇，反覆沉思，意定而辞立就，赡而有则，深而不凿，按之成队，诵之应声。”
受他影响的有唐顺之，唐顺之初不服其说，久乃变而从之，称王慎中之文“二百年来当为中兴，后有起者，或推尊北地（李梦阳）牛耳，相高终莫之及也。”
开唐宋派风气
嘉靖年间，王慎中成了另开唐宋派风气的第一人。他与唐顺之倡导的反复古主义的古文运动，对“前七子”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潮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两人因而声名远播，天下并称为“王、唐”，又称“毗陵唐，晋江王”（唐顺之毗陵人），王、唐又与后起之茅坤、归有光等，被称为“唐宋派”，开明代中叶以后文坛上反复古主义的先河，给明代文坛增加几分生气。王慎中与唐顺之、归有光并称明代三大散文家。
但即使理论上如此之正确有力，文章表现得生意盎然，其主张仍然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嘉靖中继起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 ”，就是这一流人物。他们变本加厉，又把复古运动余波，搅起一阵浪花。而攻击王慎中之主张最力的，正是王慎中出任山东提学佥事时识拔的山东秀才李攀龙。
尚书蒋德璟评论得很明白。他说：“欧阳公(欧阳修) 识苏子瞻，置第二，子瞻推重欧公不啻口。吾乡王道思（王慎中）先生，识李于鳞(李攀龙)先生，置第一，而于鳞讥毁亦不啻口。论者以此定二人优劣，非也。使于鳞之文果胜道思，如子瞻出永叔一头地，即毁之于师见薄，而于文示公犹未为过。
今举世厌于鳞文，即元美(王世贞 )奉之最亲而晚年已有异议，大约如《史》、《汉》语，辅以赘牙而己，非真《史》、《汉》也。即元美戈猎五车，于今故亡所不综；辨史才高，而六经之学似亦惘惘。故学元美者，入门甚便，去古弥远。
道思先生尝云：学马（司马迁）莫如欧（欧阳修），学班（班固）莫如曾（曾巩），吾正是学马、班，岂学欧、曾哉。第其所学，非今人所谓学。今人何尝学马、班，止是每篇中抄得四五句《史》、《汉》，余皆举子对策与写柬寒温之套，而曰学马、班，亦可笑也。此语直为七子传神。
然元美渊富故不易及，亦自成其元美。故余尝私论：明文以金华（宋濂）、北地（李梦阳）、晋江（王慎中）、太仓（王世贞）为四大家。而为晋江者，非沉酣经术，酿深力厚，独立间架，未易下手，政恐逗入第套、寒温蹊径耳。若于鳞不足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