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背景
清道光十一年（1831），石达开出生在贵县（今贵港市港北区奇石乡达开村）北山里一个比较富裕农民的家庭里。他的始祖原居广东省和平县，到了他的高曾祖石永旺（石永旺有胞兄石永兴、石永发，为石家十二世）便落籍桂平县白沙。后来石永旺的儿子石风椭（石达开曾祖父，有三个胞兄，为石家十三世）又从桂平迁居贵县北山里。凤佑生三子，曰润才、润贵、润禄。石达开的父亲石昌辉约在达开五至九岁时便已早逝。丢下了弱妻幼子（四个未成年的儿女），家庭境况大不如前。口碑材料说，达开少年时，种田之外，兼做生意。买卖鸡鸭，做牛贩。运炭到平天山矿区出售。年方十四岁的石达开巳凛然成人，早就挑起维持家计的重担。他奔走江湖，广交四方豪杰，与当时在浔梧一带活动的天地会首领罗大纲、大头羊张钊有交往，也与平天山矿区工人和广大农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后来参加拜上帝会准备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所以后来太平军被困永安州时，能密檄龙山矿工驰援解围。
参加起义
道光年间，官场腐败，民生困苦，1847年，石达开十六岁，正在广西以传播基督教为名筹备反清起义的洪秀全、冯云山慕名来访，邀其共图大计，石达开慨然允诺，三年后毁家纾难，率四千余人参加金田起义，被封为左军主将。意为“羽翼天朝”。
屡立战功
1854年秋，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九江、湖口织就罗网，拉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这也是44岁的曾国藩、24岁的石达开第一次交手。这场战役，有人认为是石达开“最辉煌”的一次。
1852年，西王萧朝贵在湖南长沙阵亡后，太平军在长沙城下陷入清军反包围，形势万分危急，石达开率部西渡湘江，开辟河西基地，缓解了太平军的缺粮之危，又多次击败进犯之敌，取得“水陆洲大捷”，重挫清军士气，其后，为全军先导，经河西安全撤军，跳出反包围圈，夺岳阳，占武汉，自武昌东下金陵，二十八天挺进一千八百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令清军闻风丧胆，号之曰“石敢当”。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金陵，改号天京，石达开留京辅佐东王杨秀清处理政务。定都之后，诸王享乐主义抬头，广选美女，为修王府而毁民宅，据国库财富为己有，唯石达开洁身自好，从不参与。
1853年秋，石达开奉命出镇安庆，节制西征，他打破太平天国以往重视攻占城池、轻视根据地建设的传统，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逐步扩大根据地范围，亲自指挥攻克清安徽临时省会庐州（今合肥），迫使名将江忠源自尽。
由于之前太平天国没有基层政府，地方行政一片空白，石达开到安徽后，组织各地人民登记户口，选举基层官吏，又开科举试，招揽人才，建立起省、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使太平天国真正具备了国家的规模；与此同时，整肃军纪，恢复治安，赈济贫困，慰问疾苦，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并制定税法，征收税赋，为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活动提供所需物资。
1854年初，石达开离开安徽，回京述职，太平天国领导层对他的实践给予充分肯定，从此放弃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全面推行符合实情的经济政策。
1854年夏秋，太平军在西征战场遭遇湘军的凶狠反扑，节节败退，失地千里。石达开看出两军最大差距在于水师，便命人仿照湘军的船式造舰，加紧操练水师。在湘军兵锋直逼九江的危急时刻，石达开再度出任西征军主帅，亲赴前敌指挥，于1855年初在湖口、九江两次大败湘军，湘军水师溃不成军，统帅曾国藩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西线军事步入全盛。同年秋天，石达开又挥师江西，四个月连下七府四十七县，由于他军纪严明，施政务实，爱护百姓，求贤若渴，江西人民争相拥戴，许多原本对太平天国不友好的知识分子也转而支持太平军，队伍很快从一万多人扩充到十万余众，对手哀叹“民心全变，大势已去”。
1856年3月，石达开在江西樟树大败湘军，至此，湘军统帅曾国藩所在的南昌城已经陷入太平军的四面合围，对外联络全被切断，可惜石达开适于此时被调回天京参加解围战，虽然大破江南大营，解除了清军对天京三年的包围，却令曾国藩免遭灭顶之灾。
出走西南
同年9月，“天京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被杀，上万东王部属惨遭株连，石达开在前线听到天京可能发生内讧的消息，急忙赶回阻止，并痛斥韦昌辉乱杀无辜，但为时已晚。北王韦昌辉把石达开反对滥杀无辜的主张看成对东王的偏袒，意图予以加害，石达开逃出天京，京中家人与部属全部遇难。
石达开在安徽举兵靖难，上书天王，请杀北王以平民愤，天王见全体军民都支持石达开，遂下诏诛韦。11月，石达开奉诏回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他不计私怨，追究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连北王亲族都得到保护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在石达开的部署下，太平军稳守要隘，伺机反攻，陈玉成、石镇吉、李秀成、杨辅清等后起之秀开始走上一线，独当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但天王见石达开深得人心，心生疑忌，将自己的两个哥哥封王，对石达开百般牵制，甚至意图加害。为了避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不得已于1857年5月避祸离京，前往安庆。
1857年9月，天王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持“义王”金牌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上奏天王，表示无意回京，但会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天国作战。此后，石达开前往江西救援被困的临江、吉安，拥戴他的安徽太平军将领大都留守安徽。因没有水师，无法渡过赣江，救援行动失败，石达开又于次年进军浙江，并联合国宗杨辅清进军福建，欲开辟浙闽根据地，与天京根据地连成一体。
浙江是江浙皖清军的主要饷源，为阻止石达开攻浙，清廷急调各路兵马增援，最终不得不命丁忧在籍的曾国藩重任湘军统帅，领兵入浙。太平军在浙江取得许多胜利，但江西建昌、抚州失守后，入浙部队失去了后方，为免四面受敌，石达开决定放弃攻浙，撤往福建，后又转战到江西。石达开建立浙闽根据地的努力虽因内外矛盾以失败告终，却牵制了大量清军，为太平军取得浦口大捷、二破江北大营、三河大捷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冬，石达开经与部将会商，决定进攻湖南，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并伺机分兵入川。
1859年春，石达开自江西起兵入湘，发动 “宝庆会战”。彼时湘军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将因势利导，全力援湘。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石达开孤军作战，未能攻克宝庆，被迫退入广西休整。
1861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于1862年初经湖北入川，自此，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石达开转战川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终于1863年4月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5月，太平军到达大渡河，此时太平军据骆秉章奏稿有三四万人。对岸尚无清军，石达开下令多备船筏，次日渡河，但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无法行船。三日后，在大渡河东线防御的清兵来到对岸，太平军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多次抢渡不成，粮草用尽，陷入绝境。南字营都司王松林到太平军营谈判，石达开决心舍命以全三军。其中，石部三千人被王松林收编，剩余两千人保留武器，驻扎大树堡。后来，两千人中有七百人过河，遣散或被杀。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夜袭大树堡剩余一千多人，除三百老幼存活外，全部被杀。
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成都公堂受审，慷慨陈词，令主审官崇实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而后从容就义，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身受凌迟酷刑，至死默然无声，观者无不动容，叹为“奇男子”。石达开受刑时，被割几千刀，他从始至终默然无声。石达开的凛然正气和坚强意志使清军官兵感到震惊，四川布政使刘蓉敬佩的说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是丑类之最悍者。”
史学著作都把石达开1857年5月底离京时带走的队伍人数略为夸大，一种说法称带走了近20万人，另一说法称有十余万人，更有不说具体数字，只说大队人马。因此，史学上称石达开拉走大队人马，大闹分裂，有意拆太平天国的台。事实上，史实并非如此。据清庭档案中的何桂清奏折所称：
“传闻本月十一日（指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即公元1857年6月2日），伪翼王石达开已由铜井渡江逃往江北，洪逆令蒙贼禾贼追之。”
此文记载石达开渡江的时间与地点均不误，但未说人数。然从石达开只在一个小镇铜井渡江，而且一天之内就渡完了的情况看来，人数不多是明显的。
7天之后，即1857年6月9日，石达开率领军到达安徽无为州，清方福济，郑士魁等的奏折中称：
“兹据无为州在籍教谕征焕等禀称：五月十八日（即1857年6月9日）石逆由金陵带其党与数千，道经该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词意，因洪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
此奏折原件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中所说的“伪示”即石达开的《五言告示》也在多处发现，有案可查，绝非虚构。因此，我们就可以说，石达开离京时带走的人数不过数千人，因为清方官员对于太平军人数一般只会多报，不会少报。
9月，洪秀全在形势和舆论双重压力下，罢免了安福二王，派人送“义王金牌”邀石达开回京主政，但石达开一则不相信洪秀全的所谓“诚意”，二则他一向对洪秀全进入天京后不思进取，只图保东南一隅的做法不甚赞成，因此决定从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按照自己的战略思想去指挥作战。然而，尽管如此，石达开还是提出了一个折中的缓解局势危急的方案---德兴阿在给清帝奏章中提到这份奏章的内容，“令贼党李寿（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据德兴阿奏报说，奏章上还有洪秀全的批复。
10月5日，石达开率军离开驻扎了四个月的安庆，这时他身边已经从初时的几千人陆续汇集成了数万人的军队，都是因不忿洪秀全的所为而主动前来投奔追随的将士。不过从上述奏章上看，由于调派至长江下游及回天京的军队甚多，再加上石达开的整个部署既然志在救援天京，当不可能从重要据点抽调重兵。以军队论，连说石达开将合朝好文武都带走的《李秀成自述》本身也承认，翼王早在回天京时便“将打宁国之兵交与陈玉成管带”，所谓“打宁国之兵”就是石达开带回天京的靖难之师，是他在江西和安庆的精锐部队的一部分。同样，驻守句容一带的军队也都是石达开的部队，他为了顾全天京防务，也并没有就近带走。以将领论，除了陈玉成、李秀成、韦志俊等被指示援救天京外，安庆张朝爵、陈得才，无为朱凤魁，彭泽赖冠英，潜山叶芸来，还有梁立泰，陈坤书，这些都是受石达开节制多年的旧部，也是安徽地方的主要将领，但他们都没有跟随石达开南下江西，其中如张朝爵、陈得才、叶芸来，陈坤书都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栋梁之将。而跟随石达开离开太平天国辖区征战的将领中，著名者只有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余忠扶等几人而已，其中没有一名侯爵，除石达开亲族外，记载所知丞相仅一人，检点也只有三人，后来远征军中被提拔起来的的名将朱衣点，彭大顺，吉庆元，汪海洋，谭体元等，此时还都名不见经传，如朱衣点在天京事变时还只不过是个“将军”，是太平军佐将中最低的一级。
从以上诸点来分析，石达开离开安庆时直接带领的军队人数是很有限的，重要将领也很少，上文所引德兴阿附奏的石达开给洪秀全之奏章中一些重要将领回援天京的指示也证实了这一点。
石达开不仅是太平天国一代名将，同时也是晚清中国的武学大家，在战场上，他是以冲锋陷阵、骁勇善战闻名的“悍将”，在武学修为方面，《北平国术馆讲义》更将他与许宣平、达摩祖师、宋太祖、岳武穆、张三丰、戚继光、甘凤池等人并论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拳术名家，只可惜由于他的身份敏感，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败亡后大肆销毁各种对太平天国人物的正面记载，以致他作为武林高手在后世的名声远不能和以上诸人相比。
据《清稗类钞》《太平天国野史》记载，石达开的拳术“高曰弓箭装，低曰悬狮装，九面应敌。每决斗，矗立敌前，骈五指，蔽其眼，即反跳百步外，俟敌踵至，疾转踢其腹脐下。如敌劲，则数转环踢之，敌随足飞起，跌出数丈外，甚至跌出数十丈外者，曰连环鸳鸯步”，民间认为这种武艺就是后来号称“北腿之杰”的“戳脚拳”，传说石达开还曾将这种武艺传授给选拔出来的士兵，用于作战，
石达开不仅武功出众，而且内外兼修，他和陈邦森比武的故事已成为后世武林口耳相传的掌故。根据文字记载和口碑传说，两人相约各自击打对方三拳，受拳者不得还击，“邦森拳石，石腹软如绵，邦森拳如著碑，拳启而腹平。石还击邦森，邦森知不可敌，侧身避，碑裂为数段”。
据旧时的《长宁县志》记载，“同治元年(1862)五月初，太平军冀王石达开率兵二十余万，由张懋江导引，从兴文入长宁，扎营百余里。”史料显示，当年石达开曾率领20万太平军，攻破了长宁县城。在经过龙峰山时，在山上驻扎了一段时间。龙峰山山势险要，居高临下，石达开的太平军在此驻扎了近一月。龙峰古城墙还保存有一块刻有“天下太平”字样的石碑，据考证龙峰山峰顶寺就是太平天国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