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以来的贤王圣帝，尤其需要勤奋学习，何况是普通百姓呢！这类事情在经籍史书中随处可见，我也不想一一列举，只举近世比较紧要的，来启发提醒你们。现在士大夫的子弟，等到几岁的时候，没有不受教育的，多的读到《礼记》、《左传》，少的也起码读了《诗经》和《论语》。到了加冠成婚年纪，体质性情稍稍定型，趁这个时候，就要对他们加倍进行训育诱导。他们之中有志向的，就能经受住磨炼，成就士族的事业；没有成就功业志向的，从此就懈怠懒惰，就成为平庸的人。人生在世，应当有自己擅长的技能，农民则商议耕稼，商人则讨论货财，工匠则精造器用，懂技艺的人则考虑方法技术，武夫则练习骑马射箭，文士则研究议论经书。然而经常看到士大夫耻于涉足农商，羞于从事工技，射箭则不能穿铠甲，握笔则才记起姓名，每天饱食醉酒，恍惚空虚，以此来打发日子，了结余生。有的人凭借家世馀荫，弄到一官半职，就自感满足，全然忘记学习，遇到婚丧大事，议论得失，就昏昏然张口结舌，茫然无知如坠云雾。公家或私人集会宴欢，他人谈古赋诗，自己却只能沉默低头，打呵欠伸懒腰。有见识的人在旁看到，真替他羞得无处容身。为什么不愿用几年时间勤学，以免终生愧辱呢？
梁朝全盛时期，贵族子弟大多数没有学问，以至有俗语说：“能上去马车而不摔下来的人就可当著作郎，能提笔写日常书信的人就能做秘书官。”这些贵族子弟没有人不讲究熏衣剃面，涂脂抹粉，他们驾着长檐车，穿着高齿屐，坐着有棋盘图案的方块褥子，靠着用染色丝织成的软囊，身边摆满了器用玩物，闲适安逸的进进出出，看上去真好似神仙一般。到明经义求取及第时，就雇人回答考试问题；要出席朝廷显贵的宴会，就请人帮助作文赋诗。在这种时候，他们装模作样倒算得上是个“才子佳士”。等到发生战乱流离后，朝廷变革，执掌选拔人才的职位，不再任用过去的亲信，当道执政掌权，再也见不到旧时的同党这时候，这些贵族子弟们想靠自己，而自己却毫不中用，想在社会上谋生却又没有任何生存的本事。他们只能外边披上粗麻短衣，而内里没有真正本领，外边失去虎皮外表，而里边肉里露出羊质，呆然像段枯木，泊然像条乾涸的水流，落拓兵马之间，辗转死亡沟壑之际，在这种时候，真成了驽才。只有有学问才艺的人，才能随处可以安身。从战乱以来，所见被俘虏的，即使世代寒士，懂得读《论语》、《孝经》的，还能给人家当老师；虽是历代做大官，不懂得书牍的，没有不是去耕田养马，从这点来看，怎能不自勉呢？如能经常保有几百卷的书，过上千年也不会成为小人。
有位客人追问我说：“我看见有的人只凭藉强弓长戟，就去讨伐叛逆，安抚百姓，以此取得公侯的爵位；有的人只凭藉精通文史，就去救助时代，使国家富强，以此取得卿相的官职。而学贯古今，文武双全的人，却没有官禄爵位，妻子儿女饥寒交迫，而且这种类似的情形多不胜数，这样一来学习又怎么值得崇尚呢？”我回答说：“人的命运，坎坷或者通达，就好像金玉木石；钻研学问，掌握本领，就好像琢磨与雕刻的手艺。琢磨过的金玉之所以光亮好看，是因为金玉本身是美物；一截木头，一块石头之所以难看，是因为尚未经过雕刻。但怎么可以说经过雕刻的木石就胜过未经琢磨的矿璞呢？所以，不能以有学问的人的贫贱，去与那无学问的人的富贵相比。况且，那些披着铠甲去当兵，口含笔管充任小吏的人，身死名灭者多如牛毛，脱颖而出者少如灵芝仙草；现在，勤奋攻读，修养品性，含辛茹苦而没有获益的人也像日蚀那样少见，而追求闲适安乐，追名逐利的人却像秋荼那样繁多，哪能够将二者相提并论呢？况且我又听说，一生下来不学习就会的人是上等人，通过学习才明白事理的是次一等人。因而，学习是使人增长知识，明白通达道理。只有天才才能出类拔萃，当将领就暗合于孙子、吴起的兵法；执政者就同于管仲、子产的政治素养，像这样的人，即使不读书，我也说他们已经读过了。你们现在既然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如果不效仿古人勤奋好学的榜样，就像盖著被子蒙头大睡，什么也不知道。”
人们见到自己的邻居亲戚中有出人头地的优秀的人，还知道叫子弟去仰慕学习，却不知道让自己的子弟向古人学习，这是多么无知啊？世人只知道骑马披甲，长矛强弓，就说自己也能够当将军，却不知道当将军还要有明察天道，辨识地利，考虑是否顺乎时势人心、审察把握有关国家兴衰存亡的能耐。只知道承上接下，为国家积财储粮，就说自己也可以做宰相，却不知道宰相要有敬神事鬼，移风易俗，调节阴阳，推荐选举贤圣之人的水平。一般人认为只要不谋私财，早办公事，就说自己能够治理百姓，却不知道要有诚己正人，治理有条理，救灾灭祸，教化百姓的本领。只知道执行律令，早判晚赦，就说我能平狱，却不知道侦察、取证、审讯、推断等种种技巧。在古代，不管是务农的、做工的、经商的、当仆人的、做奴隶的，还是钓鱼的、杀猪的、喂牛牧羊的人们中，都有在德行学问上堪为前辈的人，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广泛地向这些人学习，对事业是大有好处的。
人之所以要读书学习，本来只是为了开发自己的心智，提高认识的能力，以利于自己的行动。对那些不知道如何奉养父母的人，我想让他们看看古人如何体察父母心意，按父母的愿望办事；怎样轻言细语、和颜悦色地与父母谈话；怎样不怕劳苦，为父母弄到美味可口的食物；怎样使他们感到畏惧惭愧，起而效法古人。不懂得服侍君主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守职不越权，见到危难不惜生命，不忘对君主忠谏，以利国家，於是凄恻自忠，要想效法。一贯骄傲奢侈的，要他看到古人的恭俭节约，谦卑养德，礼为教本，敬为身基，於是惊视自失，敛容抑气。一贯鄙吝的，要他看到古人的重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周济穷困，於是羞愧生悔，积而能散。一贯暴悍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小心贬抑自己，齿弊古存，待人宽容，尊贤纳众，於是疲倦沮丧，身体弱得不胜衣。一贯怯懦的，要他看到古人的不怕死，坚强正直，说话必信，好事干下去不回头，於是勃然奋力，不可慑服。这样历数下去，百行无不如此，即使难做得纯正，至少可以去掉过於严重的毛病，学习所得，用在哪一方面都会见成效。只是世人读书的，往往只能说到，不能做到，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判断一件诉讼，不需要弄清事理，治理千户小县，不需要管好百姓，问他造屋，不需要知道楣是横而兑是坚，问他耕田，不需要知道稷是早而黍是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情既很悠闲，人树更见迂诞，处理军国大事，一点没有用处，从而被武人俗吏们共同讥谤，确是由於上述的原因吧？
人在幼小的时候，精神专一心性纯洁无染，长成以后，思虑分散。所以对孩子要早早教育，不要错失良机。我七岁时候，诵读《灵光殿赋》，直到今天，十年温习一次，还不会忘记。二十岁以后，所诵读的经书，一个月搁置，就生疏了。但人会有困顿不得志而壮年失学，更应该在晚年抓紧时间学习，不可以自己放弃。孔子就说过：“五十岁来学《易》经可以没有大过失了。”曹操、袁遗到老的时候更加专心致志的学习；这都是从小学习到老年仍不厌倦的例子。曾参七十岁才学，而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岁才来游学，最后仍成为儒家大师；公孙弘四十多岁才读《春秋》，后来因此当上丞相；朱云也到四十岁才学《易》经、《论语》，皇甫谧二十岁才学《孝经》、《论语》，都终於成为儒学大师；这都是早年迷糊而晚年醒悟。世上人到二、三十婚冠之年还未开始学习，就自以为太晚了，因循保守而失学，也太愚蠢了。幼年学的像太阳刚升起的光芒；老年学的，像夜里走路拿著蜡烛，总比闭上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要好。
学习风气是否浓厚，取决於社会是否重视知识的实用性。汉代的贤能之士，都能凭一种经术来弘扬圣人之道，上知天文，下通人事，他们中凭着这个特长而得高官厚禄的人很多。自从汉末清谈之风盛行以来，读书人拘泥于章句，只会背读师长的言论，用在时务上，基本上没有一样实用。所以士大夫的子弟，都讲究多读书，不肯专守章句。梁朝的贵族子弟，在幼年时代就一定要入学读书，观察他们的志向与崇尚，等到走上仕途后，就做文吏的事情，很少有能够坚持把学业完成的。世代当官而从事经学的，则有何胤、刘献、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舀等人，他们都兼通文史，不只是会讲解经术。我也听说在洛阳的有塞浩、张伟、刘芳，在邺下又见到邢子才，这四位儒者，不仅喜好经学，也以文才博学闻名，像这样的贤士，自然可作上品。除此之外大多数是田野村夫，言语鄙陋，举止粗俗，还非常的固执己见，什么能耐也没有，问一句就得回答几百句，词不达意，不得要领，邺下有俗谚说：“博士买驴，写了三大张契约，全篇没有一个‘驴’字。”如果让你们拜这种人为师，岂不是会被气死。孔子说过：“好好学习，俸禄就在其中。”而现在这些人只在无益的事上尽力，恐怕算不得正业吧！圣人的典籍，是用来讲教化的，只要熟悉经文，粗通传注大义，常使自己的言行得当，也足以立身做人就行了。何必“仲尼居”三个字就得用上两张纸的注释，去弄清楚究竟“居”是在闲居的内室还是在讲习经术的厅堂，这样就算讲对了，这一类的争议有什么意义呢？争个谁高谁低，又有什么益处呢？光阴可惜，就像流水般一去不返。我们应当广泛阅读书中那些精要之处，以求对自己的事业有所助益。如果你们能把博览与专精结合起来，那我就十分满意，再无话可说了。
世俗间的儒生，不博览群书，除了研读经书、纬书以外，只看注解儒家经术的著作。我刚到邺下的时候，和博陵的雀文彦交往，曾对他讲起王粲的文集里有驳难郑玄所注《尚书》的地方。崔文彦转向儒生们讲述这个问题，才开口，便被凭空排斥，说什么：“文集里只有诗、赋、铭、诔，难道会有讲论经书的问题吗？何况在先儒之中，没听说有个王粲”崔文彦含笑而退，终於没把王粲的集子给他们看。魏收在议曹的时候，和几位博士议论宗庙的事，他引闲《汉书》作论据，博士们笑道：“没有听说《汉书》可以用来论证经学。”魏收很生气，不再说什么。拿出《韦玄成传》丢在他们面前站起来就离开了。博士们一通宵把《韦玄成传》一起翻阅寻找，到了天亮，才前来向魏收致歉道：“原来不知道韦玄成还有这样的学问啊！”
邺城被北周军队平定以后，我们被迁送进关中。大儿思鲁曾对我说：“我们在朝廷上没有禄位，家里面没有积财，我应该多出气力干活，来表达供养之情。现在我却每被课程督促，在经史上用苦功夫，您难道不知做儿子的能安心吗？”我教训他说：“做儿子的固然应该把供养的责任放在心上，做父亲的却应当重视子女的教育。如果叫你放弃学业而一意求财，让我衣食丰足，我吃饭的时候怎么会感到香甜，衣服穿上身哪能感到暖和？如果你致力于先王之道，继承我们家祖辈相传的读书传统，即使吃粗劣饭菜、穿乱麻衣服，我也乐意。”
校勘写订书籍，也很不容易，只有当年的扬雄、刘向才算得上是称职的。如果没有读遍天下的典籍，就不可以妄下雌黄修改校订。有的那个本子以为错，这个本子认为对；有的观点大同小异，有的两个本子的文字都有欠缺，所以不能偏听偏信，倒向一个方面。
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此事遍于经史，吾亦不能郑重，聊举近世切要，以启寤汝耳。士大夫之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及至冠婚，体性梢定，因此天机，倍须训诱。有志向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沉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或因家世馀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哉！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於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履，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 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被揭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驽材也。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现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有客难主人曰：“吾见强弩长戟，诛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吴；文义习吏，匡时富国，以取卿相者有吴；学备古今，才兼文武，身无禄位，妻子饥寒者，不可胜数，安足贵学乎？”主人对曰：“夫命之穷达，犹金玉木石也；修以学艺，犹磨莹雕刻也。金玉之磨莹，自美其矿璞；木石之段块，自丑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胜金玉之矿璞哉？不得以有学之贫贱，比於无学之富贵也。且负甲为兵，咋笔为吏，身死名灭者如牛毛，角立杰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黄，吟道咏德，苦辛无益者如日蚀，逸乐名利者如秋茶，岂得同年而语矣。且又闻之：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所以学者，欲其多知明达耳。必有天才，拔群出类，为将则暗与孙武、吴起同术，执政则悬得管仲、子产之教，虽未读书，吾亦谓之学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师古之踪迹，犹蒙被而卧耳。”
人见邻里亲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学之，不知使学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马被甲，长槊强弓，便云我能为将；不知明乎天道，辩乎地利，比量逆顺，鉴达兴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积财聚谷，便云我能为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风易俗，调节阴阳，荐举贤圣之至也。但知私财不入，公事夙办，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诚己刑物，执辔如组，反风灭火，化鸱为凤之术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狱；不知同辕观罪，分剑追财，假言而好露，不问而情得之察也。表及农商工贾，廝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於事也。
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以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然人有坎禀，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孔子 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魏武、袁遗，老而弥笃；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曾子十七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云亦四十始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始受《孝经》、《论语》，皆终成大儒：此并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学，便称迟暮，因循面墙，亦为愚耳。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
学之兴废，随世轻重。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 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来不复尔，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梁朝皇孙以下，总之年 ，必先入学，观其志尚，出身己后，便从文吏，略无卒业者。冠冕，而为上者，则有何胤、刘献、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绥等，兼通文史，不徒讲说也。洛阳亦闻崔浩、张伟、刘芳，邺下又见邢子才：此四儒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诸贤，故为上品。以外率多田野间人，音辞鄙陋，风操蚩拙，相与专固，无所堪能。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那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今勤无益之事，恐非业也。夫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在？以此得胜，宁有益乎？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吾无间焉。
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吾初八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似》，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收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
邺平之后，见徒入关。思鲁尝谓吾曰：“朝无禄位，家无积财，当肆筋力，以申供养。每被课笃，勤劳经史，未知为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当以养为心，父当以学为教。使汝弃学徇财，丰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藜羹褐，我自欲之。”
校订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