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万物，同在一个空间，但形体各不相同，它们的用处并不固定，但对人们都有用，这是一条自然的规律。人类群居在一起，同样有追求，但要求获得满足的方法却不一样，同样有欲望，但满足欲望的智慧却不同，这是人的本性。人们对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就这一点来说，聪明人和愚蠢的人是相同的；但是人们对于肯定的事物有所不同，从这一点上来说，聪明人和愚蠢的人是有区别的。如果人们地位相同而智慧不同，谋取私利而不受惩罚，放纵私欲而没有止境，那么人们将奋起争斗，而不可说服了。如果这样，那么有智慧的人就无从治理；有智慧的人不能治理，他们就不能建功立业，功名就不能成就；功不成，业不就，那么人们之间就不能分辨尊卑、贵贱、上下等级；人群没有等级差别，那么君主与臣下的关系就不能确立。没有君主来统制臣子，没有上级来控制下级，那么天下的祸害就会因为各人的为所欲为而不断发生。人们都喜爱或厌恶同样的东西，但是喜爱的多而东西却少，东西少就会发生争夺。所以每一个人的生活需要要靠各种行业的物品供养。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兼通各种技艺，一个人也不可能同时管理各种事物。所以人不能脱离社会，否则就会陷入困境，但如果群居而没有名分规定，争斗就会产生。要挽救忧患，排除灾祸，没有比明确职分和等级差别更好的了。强大的胁迫弱小的，聪明的畏惧愚蠢的，下层民众违反君主，年少的欺凌年长的，不根据礼义道理来治理政事，像这样，那么年老体弱的人就会有无人扶养的忧虑，而身强力壮的人也会有分裂相争的祸患了。人们对事业都很厌恶，对功名利益都很喜欢，如果各人的职事没有名分规定，那么事情就会难以兴办，人们就有互相争夺功劳的忧虑。男女的结合，夫妇的区别，结婚、定亲、迎亲如果没有礼制规定，那么人们就会有失去婚配的忧虑，而有争夺女色的祸患了。所以聪明的人给人们制定了名分。
使国家富足的途径：节约费用，富裕民众，并妥善贮藏盈余。节省费用必须按照所规定的等级标准执行，使人民宽余必须依靠政治上的各种措施。节约费用必定就有剩余的财物，使人民宽余人民就能富足。人民富足了，那么农田就会得到治理，多施肥，得到精心的耕作；这样生产出来的谷物就会增长上百倍。国君按照法律规定征税，而臣民按照礼制规定节约使用。这样，余粮就会堆积如山，即使时常被烧掉，也还是多得没有地方贮藏。君子何必忧虑没有盈余呢？所以，知道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就一定会获得仁义善良的美名，而且还会拥有堆积如山的财富。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于节约费用、使人民宽裕。不知道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就会使人民贫穷；人民贫穷，农田就会贫瘠、荒芜；农田贫瘠而且荒芜，那么生产的粮食就达不到正常收成的一半。这样，即使国君大肆侵占掠夺，得到的还是很少；如果还不按照规定节约使用它们，那么国君就会有贪利剥取的名声，而且粮仓也会空虚匮乏。这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不懂得节约费用，富裕民众。《康诰》上说；“庇护民众，就像上天覆盖大地，遵行礼义，顺从德行，就能使你得到富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礼制，贵贱有一定的等级，长幼幼一定的秩序，贫富尊卑都有都各有的规定。所以天子穿红色的龙袍，戴礼帽，诸侯穿黑色的龙袍，戴礼帽，大夫穿裨衣、戴礼帽，士人戴白鹿皮做的帽子，穿白色褶子裙。品德和地位一定要相称，职位与俸禄一定要相称，俸禄与费用一定要相称。从士以上就必须用礼义和音乐来约束调节，对群众百姓就必须用法度去统制他们。根据土地大小分封诸侯国，计算收益多少来使用民众，根据能力大小授予工作；役使人民，必定使他们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役使他们就能产生收益，这种收益又足够用来养活民众，普遍地使他们穿的、吃的以及各种费用等支出能和收入相抵，一定及时地把他们多余的粮食财物储藏起来，这叫做合乎法度。所以，从天子到老百姓，不管事情大小，也不管事情多少，都以此类推。所以说：朝廷上没有侥幸获得的官位，没有游手好闲而侥幸获得生存百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减轻田赋，适当征收关卡集市的税收，减少商人的数量，少举办劳役工程，不夺农时，这样，国家就能富足。这就叫用政令使民众富足。
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群体，但社会群体没有等级名分就会发生争斗，有争斗就会产生混乱，一产生混乱就会陷入困境。所以没有等级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等级名分，是天下的根本利益；而君主，就是掌管这种区分的中枢。所以赞美君主，这就是赞美天下的根本；维护君主，这就是维护天下的根本；尊重君主，这就是尊重天下的根本。古代的帝王把民众分成不同的等级，所以使有的人受到褒奖，有的人受到惩罚，有的人待遇优厚、有的人待遇微薄，有的人安逸快乐、有的人终日劳苦，这并不是故意制造荒淫、骄横、奢侈、华丽，而是要用它辨别贵贱，彰明礼仪制度。所以雕刻制作各种金玉木器，在礼服上绣上各种文饰，只是为了能够彼此辨别贵贱身份，并不追求美观。设置了钟、鼓、管、磬、琴、瑟、竽、笙等乐器，用来区别吉事凶事，用来一起欢庆，制造一种和谐的气氛而已，并没有其他目的；建造宫、室、台、榭，使它们足以避免燥湿，保养德性而已，并不是追求别的。《诗经》上说：雕琢的是纹章，金玉就是本质。我们的君王勤勤恳恳，治理着四面八方。”说的就是这个。
至于穿华丽的衣服，享用美味的食品，积聚丰厚的财物而控制它，使整个天下都归自己统治，这不是故意制造奢侈和骄横，而是为了统一天下，处理各种事变，利用万物，养育民众，使天下人都得到利益的，这实在没有比仁德的君子更擅长的了。所以，仁人君子的智慧足够治理天下，他的仁厚足以安抚民众，他的德政足以感化民众。得到民心，天下就安定了；失去民心，天下就混乱。民众确实是要依靠他的智慧，所以才成群结队地替他劳动来使他得到安逸，以此来保养他的智慧；民众确实是赞赏他的仁厚，所以才决死战斗保卫他，以此来保养他的仁厚，民众确实提高他的德行，所以为他雕制各种图案的器具、制作华丽的服饰，以此来保养他的德行。所以仁人君子处在君位上，老百姓尊重他就像尊重上天一样，敬爱他就像敬爱父母一样，心甘情愿为而死，这并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所确定的主政令太好了，他所取得的成就实在大，他给人民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多。《诗经》上说：我们背着东西，我们拉着车，我们驾驶着车子，我们牵着牛，我们运输完了，就吩咐我们都回去。”说的就是这个。
所以说：君子要靠德行，小人要靠劳力。用力的人要受用德的人役使的。百姓的劳动，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得以完成；百姓的合群生活，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和睦，百姓的财物，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积聚起来，百姓的地位，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安定，百姓的寿命，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长久。没有君子的教化，父子之间就不能相互亲爱，兄弟之间就不能和睦，夫妻之间就不能互相欢悦。青少年依靠他的教化长大成人，老年人依靠他的教化颐养天年。所以说：“天地养育了他们，圣人成就了他们。”说的就是这个。
现在的这个世界却不是这样。上面的人苛刻的搜刮掠夺百姓的财产，加重对田赋抢夺百姓的粮食，加重关税阻挠百姓的贸易活动。不仅仅是这样，他们还用胁迫、讹诈、权谋等手段互相颠覆，来摧残百姓。百姓明明知道，他们的污秽肮脏残暴淫乱将给国家带来极大的灾难。这样，就有臣子杀死君主的，下级杀死上司的，出卖城池、违反节操而不为君主的事业卖命的，这没有其他的原因，君主自作自受啊。《诗经》上说：“说话就会有应答，施恩惠就会有报答。”说的就是这个。
使天下富足的原则在于明确职分。开垦田地，整顿田地，铲除杂草，种植谷物，施加肥料使土地肥沃，这是农民百姓的事情。掌握农时，鼓励农民，促进生产，增加收益，使百姓和睦，使人们不偷懒，这是将帅的事情。使高地不干旱，洼地不受水涝，使寒暑节令适宜，使五谷按时成熟，这是上天的事情。至于普遍地保护百姓，普遍地爱抚百姓，全面管理百姓，即使有旱涝灾害，也使百姓没有饥寒交迫的祸患，这是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的事情了。
墨子的言论，非常担心天下人的物用不足。但他担心的物用不足，并不是天下人民共同的祸患，而只是墨子个人过分的忧虑。现在那土地上生长五谷，如果人们善于管理它，那么每亩田就可以出产几盆谷物，一年可以收获两次；此外，瓜、桃、枣、李等每一棵的收获也得用盆来计算；其次，各种蔬菜也多得数不清；其次，各种家畜与猎取的禽兽都肥大得一只就要独占一车；鼋、鼍、鱼、鳖、泥鳅、鳝鱼按时繁殖，养育的洋洋成群；再次，飞鸟、野鸭、大雁之类多得就像烟雾覆盖在大海上；还有，昆虫和各种各样的生物生长在天地之间：可以供养人的东西多得不能尽举。天地长出万物，本来就绰绰有余，足够用来供人食用了；丝麻和鸟兽的皮革等等，本来就丰富有余，足以供给人民使用的了。所以物用不足，并不是天下共同的祸患，只是墨子个人的过分的忧虑啊。
天下共同的祸患，是混乱所造成的。为什么不试着寻找一下是谁造成这种混乱的呢？我认为，墨子非乐的主张会使天下混乱，他主张节用，那么天下就会贫穷。这并不是故意毁谤墨子，而是因为他的主张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种结论。如果让墨子掌管天下，或者是诸侯国，就会忧心忡忡的穿粗布衣服、吃劣质食品，忧愁地反对音乐。这样，那么生活享受就很微薄：生活微薄，就不值得追求，不值得追求，那么奖赏就不能实行。如果墨子让掌管天下，或者是诸侯国，就会减少仆从，精简官职，崇尚辛勤，与老百姓做同样的事情。这样，君主就没有权威；君主没有权威，有罪的人就得不到处罚。赏赐不能实行，贤人就不可能得到进用；不能处罚，那么不贤的人就不可能遭到罢免。贤人不能得到任用，不贤的人不会遭到罢免，那么有能力的和没有能力的都不能得到适当任用。这样，万物就会不协调，突发的事件就得不到相应的处理；在上，错失天时，在下，丧失地利，在中则失掉人和；天下遭受的煎熬就如同烧焦了一般；虽然墨子只穿粗布衣服，粗绳做腰带，吃豆叶，喝白水，又怎么能使人民富足呢？既然已经伤害它的根本，断竭了它的源头，因而天下的财物枯竭了。
所以，古代的帝王圣人就不这样做，他们知道那当君主的，如果不美化、不装饰就不能够统一民心，不富足、不丰厚就不能够管理臣民，不威严、不强大就不能够禁止残暴、战胜凶悍。所以一定要敲大钟、打响鼓、吹笙竽、弹琴瑟来满足自己耳朵的需要，一定要在器物上雕刻花纹、在礼服上绘制图案来满足自己眼睛的需要，一定要用各种肉食、细粮，以及各种美味佳肴来满足自己口胃的需要，此外，增加随从，配备官职、加重奖赏、严厉刑罚，以儆戒人们的内心，使天下人民都知道自己所希望得到的全在这里了，因此奖赏就能实行；都知道自己所畏惧的全在这里了，因此处罚就能产生威严。奖赏能实行，处罚有威力，那么贤人就能得到任用，不贤的人就会遭到罢免，有才能和没有才能的人就能得到恰当的职位。这样，那么万物就能协调，突发的事件就得到相应的处理，在上，可得到天时，在下，可得到地利，在中间则可得到人和，于是财物就像急流一样滚滚而来，浩浩荡荡就像江河海洋，高大堆积如同高山，即使时常被烧掉，也还没处贮藏，那还怎么担心财物不够呢？所以儒术如果真能实行，天下就会平安富足，役使百姓就会有成效。敲钟打鼓也能和谐。《诗经》上说：“钟鼓冬冬，管磬锵锵，天降幸福。上天赐福宽又广，仪容威严端庄。酒醉饭饱，功德无量，大福大贵到来，万年不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因此，如果真的实行了墨子的学说，天下就崇尚节俭，而结果却越来越贫穷，反对争斗却天天争斗，劳累困苦却无成效，愁眉苦脸地反对音乐，而人民却更加不和睦。《诗经》上说：“上天正在降下灾难，丧亡祸乱非常多。人民没有好话，你怎么不加惩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管政事而用小恩小惠养育民众，抚慰他们，爱护他们，冬天就给他们准备稀饭，夏天就给他们供应瓜果、大麦粥，用这个来换取一点点名誉，这是一种苟且的做法；它可以暂时得到奸邪之人的赞誉，然而这不是长久之计；这样，就不能成就事业，建立功绩，这是用奸邪之法治国。尽力争取农时，役使农民快速发展生产，增加功效，不顾毁掉名誉，失去民心，结果事业有成，但百姓却都怨恨他，这又是一种极端的行为；这种人将趋于毁坏衰败，肯定一事无成。所以放下事业而沽名钓誉，不行；只要成功而不顾民众，也不行；这些都是奸邪不正的办法。
古人就不是这样做。古代的君主夏天不让人民中暑，冬天不让他们挨饿受冻，紧急的时候不伤民力，缓和的时候不失时令，这样就会事业成就、功绩卓著，君臣上下都很富足，而百姓也都爱戴君主，归附人们他就像水流入海，亲近他就像亲近父母，情愿为他出生入死，这没有其他的原因，这是因为君主极其忠信，调和，公平。所以统治国家领导人民的君主，要想争取时间成就功业，那么调和无为，能比急切从事收效更快；忠信公平，能比赏赐表扬更讨人喜欢；一定先纠正那些在自己身上的缺点，然后慢慢地去责备那些在别人身上的缺点，这比使用刑罚更有威力。如果君主真能实行这三种德行，那么人民就会积极响应，即使不想显耀通达，可能吗？《尚书》上说：“如果君主非常英明，民众就会尽心尽力，协调而又迅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不进行教化，而使用刑罚，刑罚用得多就会混乱，却不能克服邪恶；但只教化而不实行惩罚，邪恶的人就得不到惩罚；只进行惩罚而不实行奖赏，勤恳的人就得不到鼓励，如果奖惩不一致，那么民众就会疑虑、风俗险恶，人民的行动就不会一致。所以古代的圣王彰明礼仪来统一民众；努力做到忠信来爱护民众；尊崇贤人任用贤能来安排各级职位，用爵位，服饰、表扬、赏赐去反复激励他们；根据时节安排他们的劳动、减轻他们的负担来调剂他们；广泛普遍地庇护他们，抚养他们，就像保护初生的婴儿一样。如果这样，奸诈邪恶之人就不敢做坏事，盗贼就不会出现，而归依善道的人就受到鼓励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古代圣王的方法平易可行，他灌输给人们的思想很牢固，他的政令严谨一致，他的赏罚规定明确。古语说：“上面团结一致，下面就一心一意；上面三心两意，下面也就离心离德；就好比草木，它的枝叶要有它的根决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给人民利益，反而所取于民，不如先使他们得利，然后再从他们身上索取更为有利。不爱护民众而使用民众，不如爱护他以后再使用他们更有成效。给予利益后再索取利益，不如只爱护而不使用更有功效。爱护民众以后再使用他们，不如爱护他们而不使用他们更有成效。使民众得利而不索取，爱护民众而不役使民众，这样，国君就能得到天下了。使民众得利以后再索取，爱护民众以后再役使，这样的国君能够保住国家。不使民众得利而还索取无度，不爱护民众而还役使没有节制，这样的国君只能使国家危险。
看一个国家治乱的好坏，来到它的边界，就可以看出端倪。如果哨兵来回巡逻，边境检查非常繁琐，这个国家就很混乱。进入国境，田地荒芜，城镇破败，这个君主就很贪婪。看他的朝廷，尊贵的并不贤明；考察他的官员，处理政事的并无才能，观看他的亲信，他们并不诚实，这就是个昏君了。凡是君臣百官，对于财货的收取和支出，进行十分精细的检查，而对于礼义制度，却茫然无知，漫不经心，这是个受人凌辱的国家国家。农民乐意耕作，战士不避危难，百官依法行事，朝廷崇尚礼义，卿相政论协调，这就是个治理得好的国家了。观察他的朝廷，贤者位尊；考察他的官员，能者任事，看看他左右，皆为诚实，这就是个英明的君主了。凡是君臣百官，对于财货收支的计算，宽容大方简略便易；对于礼义法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就是个光荣的国家了。如果贤德相等，那么有亲戚关系的人先尊贵，能力相同，那么有旧关系的人先任用。这样的臣子官吏种，就会有受到教化而改正，凶狠强暴的受到教化变得朴实善良，狡猾奸诈的也因受到教化而诚实，这就是英明君主的功劳了。
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贫富，有一定的征兆：君主不崇尚礼义，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不爱护民众，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不讲信用，他的兵力就衰弱；奖赏不厚重，他的兵力就衰弱；将帅无能，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好大喜功，他的国家就贫穷；君主喜欢财利，他的国家就贫穷；官吏众多，他的国家就贫穷；工人商人众多，他的国家就贫穷；没有规章制度，他的国家就贫穷。民众贫穷，君主就贫穷；民众富裕，君主就富裕。所以，田野和乡村是财物的根本；粮囤地窖谷仓米仓是财物的末节。百姓顺应天时，耕作适宜，这是钱财的源头；按照等级征收的赋税和国库，是钱财的支流。所以英明的君主必定谨慎地顺应时节的变化，节流开源，时常谨慎的考虑这些问题，使天下的财富绰绰有余，国家就不再担忧财物不够了。如果这样，那么上下都富足，双方都没有地方来储藏财物，这是懂得国计民生达到了顶点。所以，即使禹时碰上了十年水灾，商汤时遇到了七年旱灾，但天下的人民没有遭受饥饿的苦难，十年以后，谷物又丰收了，而原来储备粮还有节余。这并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懂得了本末、源流的关系啊。所以，田野荒芜了，但国家的粮仓很充实，百姓很贫乏，但国家仓库却满满的，这就叫做国家灭亡。断绝了根本，枯竭了源头，把财物都归并到国库中，然而君主、宰相还不知道危险，那么他们的灭亡很快就要来到了。用整个国家的财货供养他，还是不能够容纳他这个人，这叫做极其贪婪，是最愚蠢的君主。本来希望富有，可是因此丧失了国家；本来希望得到利益，可是因此危害了自身；古时有上万个国家，现在只有十几个了，这没有其他的原因，他们丧失国家的原因只有一个。统治人民的君主，也应该觉悟了。百里见方的小国，完全能够独立存在的。
凡是进攻别的国家的，不是追求名誉就是为了谋求利益；否则，就是为了发泄私愤。仁德的人治理国家，要修养自己的意志，端正自己的行为，达到崇高的政治思想，做到忠厚有信用，使礼仪制度极其完善。身穿布衣、脚穿麻鞋的读书人，真能做到这样，即使住在偏僻的里巷、简陋的房屋理，天子诸侯也不能与他争夺名望，如果让他治理国家，天下就没有谁能埋没他的德行。如果这样，那么追求美名的就不会攻打他了。这样的人在国内当权，就会开垦田野，充实仓库，改进器械装备，上下一心，三军共同努力。用这个来远征苦战，那肯定不行；在国内囤积兵力，保卫巩固，情况许可，便会迎击，擒获敌方将领，就像掰断麦芽一样容易；战争中得到的东西，不够医治创伤，补充打败仗的损失。他们爱惜自己的将领，而惧怕自己的仇敌，如果这样，那么谋取利益的就不会来攻打了。这样的人在国内当权，就会履行小国同大国，强国同弱国的道义，礼节将十分完善，会见时赠送的玉器将很大，贡献的财物将非常丰厚，所用的说客是文词优雅，聪慧善辨的君子。如果他能通情达理，谁还能怨恨他呢？如果这样，那么心怀怨恨人就不会来攻打他了。求名的不来攻打，谋利的不来攻打，发泄怨愤的也不来攻打，国家稳固的就会像磐石一样，长寿如同恒星。别的国家都混乱，只有我治理得好；别的国家都危险，只有我安稳；别的国家都丧权失国，我便起来制服他们。所以讲究仁德的人治理国家，不仅是要保住他的国家，还要兼并别人的国家。《诗经》上说：“我们理想的君子，它是坚持道义不变更。他的道义不变更，他就能安定四方的国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保住国家的难易是：侍奉强大残暴的国家难，但让强大残暴的国家侍奉自己容易。如果用财宝侍奉强大残暴的国家，财宝用完了，可是仍不能建立邦交；和他们结盟，订立条约，可是没几天他们就背信弃义了；割让国家领土去贿赂他们吧，他们的欲望却不能满足。对他们越依顺，他们就变本加厉，一定要到财物送光，国家全部拿来送给他们，才肯罢休。如果这样，即使有尧、舜的辅助，也没有能靠这种办法幸免。这就好像一个系着宝珠，佩着宝玉，背着黄金的姑娘，碰上了山中的强盗，即使对他只敢眯着眼睛看，弯腰、屈膝，像家里的婢妾，仍将不可避免那厄运。所以，如果没有使人民团结抗敌的办法，只靠花言巧语、跪拜请求，诚惶诚恐地侍奉他们，是仍然不能保持国家、保护自己的。所以英明的君主不这样做，他必定修饬礼节，严肃法令，整顿百官，公正地处理政事，整治民众，然后才能够礼节整齐，各种事情治理得有条不紊，群众齐心合力。这样，邻近国家就会争先恐后地来亲近，远处的人民愿意归顺，上下一心，三军共同努力；名声足够威慑他们，武力足够惩处他们；从容地指挥，那些强暴的国家没有不受驱使的；这就好像是大力士乌获与矮子焦侥搏斗一样。所以说：侍奉强暴的国家难，但让强暴的国家侍奉自己容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 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埶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 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如是，则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 成也；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也；群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 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 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居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 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事业所恶 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男女之合， 夫妇之分，婚姻娉内，送逆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故知 者为之分也。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 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 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 仁圣贤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他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 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 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譑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他故焉， 不知节用裕民也。康诰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谓也。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诸侯玄 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 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 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时臧余，谓之称 数。故自天子通于庶人，事无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无幸位，民无幸生。” 此之谓也。轻田野之赋，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 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 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 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 也，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非特以为淫泰夸丽之声， 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 不求其观；为之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不求 其余；为之宫室、台榭，使足以避燥湿、养德、辨轻重而已，不求其外。诗曰： “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纲纪四方。”此之谓也。
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为淫泰 也，固以为主天下，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 故其知虑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则治，失之则乱。百 姓诚赖其知也，故相率而为之劳苦以务佚之，以养其知也；诚美其厚也，故为之出 死断亡以覆救之，以养其厚也；诚美其德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藩 饰之，以养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 者，无它故焉，其所是焉诚美，其所得焉诚大，其所利焉诚多。诗曰：“我任我辇， 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此之谓也。
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 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埶，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 待之而后长；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男女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 故曰：“天地生之，圣人成之。”此之谓也。
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赋，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 以难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絜伺诈，权谋倾覆，以相颠倒，以靡敝之。百姓晓然 皆知其污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 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此之谓 也。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刺屮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 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 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 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
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 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 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鳣以 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 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 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夫有余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
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胡不尝试相与求乱之者谁也？我以墨子之“非乐”也， 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墨子大有 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 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 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 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 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 敖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嚽菽饮水，恶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 其原，而焦天下矣。
故先王圣人为之不然：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 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 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 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 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 其罚威。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 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 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术诚行，则天下而大富，使而功，撞钟击鼓而和。诗曰：“钟鼓喤喤，管磬玱玱，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 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此之谓也。故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 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诗曰：“天方荐瘥，丧乱 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此之谓也。
垂事养民，拊循之，唲呕之，冬日则为之饘粥，夏日则为之瓜麮，以偷取少顷 之誉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顷得奸民之誉，然而非长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 立，是奸治者也。傮然要时务民，进事长功，轻非誉而恬失民，事进矣，而百姓疾 之，是又偷偏者也。徙坏堕落，必反无功。故垂事养誉，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 不可。皆奸道也。
故古人为之不然：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 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人归之如流水，亲之欢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 无它故焉，忠信、调和、均辨之至也。故国君长民者，欲趋时遂功，则和调累解， 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说乎庆赏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后徐责其在人者，威乎 刑罚。三德者诚乎上，则下应之如景向，虽欲无明达，得乎哉！书曰：“乃大明服， 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谓也。
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厉之 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险而百姓不一。故先王明礼义以壹之，致忠信以爱 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 之，养长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奸邪不作，盗贼不起，而化善者劝勉矣。是何邪？ 则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故曰：上一则下一矣，上二则下二矣。 辟之若屮木枝叶必类本。此之谓也。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 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 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者也。 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危国家者也。
观国之治乱臧否，至于疆易而端已见矣。其候缴支缭，其竟关之政尽察－－是 乱国已。入其境，其田畴秽，都邑露－－是贪主已。观其朝廷，则其贵者不贤；观 其官职，则其治者不能；观其便嬖，则其信者不悫－－是闇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 之属，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顺孰尽察；其礼义节奏也，芒轫僈楛－－是辱国已。 其耕者乐田，其战士安难，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其卿相调议－－是治国已。 观其朝廷，则其贵者贤；观其官职，则其治者能；观其便嬖，则其信者悫－－是明 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属，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宽饶简易；其于礼义节奏也， 陵谨尽察－－是荣国已。贤齐则其亲者先贵，能齐则其故者先官，其臣下百吏，污 者皆化而修，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悫－－是明主之功已。
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则兵弱，上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 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不能则兵弱。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 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 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 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 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故禹十 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十年之后，年谷复熟，而陈积有余。是无它故 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伐 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恶也，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以国 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谓至贫，是愚主之极也。将以取富而丧其国，将以 取利而危其身，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是无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 可以觉矣。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
凡攻人者，非以为名，则案以为利也；不然则忿之也。仁人之用国，将修志意， 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紃屦之士诚是，则虽在穷阎漏屋，而王公 不能与之争名；以国载之，则天下莫之能隐匿也。若是则为名者不攻也。将辟田野， 实仓廪，便备用，上下一心，三军同力，与之远举极战则不可；境内之聚也保固； 视可，午其军，取其将，若拨麷。彼得之，不足以药伤补败。彼爱其爪牙，畏其仇 敌，若是则为利者不攻也。将修大小强弱之义，以持慎之，礼节将甚文，圭璧将甚 硕，货赂将甚厚，所以说之者，必将雅文辩慧之君子也。彼苟有人意焉，夫谁能忿 之？若是，则忿之者不攻也。为名者否，为利者否，为忿者否，则国安于盘石，寿 于旗翼。人皆乱，我独治；人皆危，我独安；人皆丧失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 之用国，非特将持其有而已也，又将兼人。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 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
持国之难易：事强暴之国难，使强暴之国事我易。事之以货宝，则货宝单，而 交不结；约信盟誓，则约定而畔无日；割国之锱铢以赂之，则割定而欲无厌。事之 弥烦，其侵人愈甚，必至于资单国举然后已。虽左尧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 者也。譬之是犹使处女婴宝珠，佩宝玉，负戴黄金，而遇中山之盗也，虽为之逢蒙 视，诎要挠腘，君卢屋妾，由将不足以免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将巧繁拜请而 畏事之，则不足以持国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 以齐民；然后节奏齐于朝，百事齐于官，众庶齐于下。如是，则近者竞亲，远方致 愿，上下一心，三军同力，名声足以暴炙之，威强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挥，而强暴 之国莫不趋使，譬之是犹乌获与焦侥搏也。故曰：事强暴之国难，使强暴之国事我 易。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