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毗，字佐治，颍川郡阳翟县人。他的先祖在建武年间从陇西东迁过来，辛毗跟随兄长辛评跟随袁绍。太祖担任司空时，征召辛毗，辛毗没有办法答应太祖的征召。等到袁尚在平原郡攻打他的兄长袁谭，袁谭派辛毗到太祖那里求和。太祖将要征讨荆州，县在西平驻扎。辛毗拜见太祖后，表达了袁谭的想法，太祖很高兴。几天之后，太祖又改变想法想要先平定荆州，让袁谭、袁尚互相猜疑。后来太祖准备了酒席，辛毗望见太祖的神色，知道事情有了变故，就将这件事告诉了郭嘉。郭嘉又告诉太祖，太祖对辛毗说：“袁谭可以相信吗？袁尚一定能攻克吗？”辛毗回答说：“明公不需要问是真是还是有诈，只应该对比形势而已。袁氏本来是兄弟互相攻打，不是说其他人能在中间离间的，都说天下是能被自己平定的。现在一旦向明公求助，就能知道形势了。袁尚看袁谭困顿却不能攻克他，这是因为势力衰微。外部有军队作战失败，内部又谋臣互相争斗，兄弟之间互相攻讦争抢，国家一分为二；又连年征战，将士的甲胄都生了虱子，再加上旱灾蝗灾，和饥荒一同到来，国家仓库中缺乏粮食，将士行军没有干粮，上天出现天灾的感应，下面又困于人祸，百姓无论是智慧还是愚陋，都知道他们即将土崩瓦解，这是上天要灭亡袁氏的时机。兵法上说有坚固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还有一百万装备精良的士兵但却没有粮食，也是不能守城的。现在前去攻打邺城，袁尚没有返回救援，就是不能守住自己。如果他返回救援，那袁谭就会紧跟在后，凭借明公您的威势，对付困顿之中的敌人，攻打疲惫的士兵，跟疾风震动落叶没有什么不同。上天想要将袁尚的势力交给明公，明公不拿，反而要攻打荆州。荆州富饶安乐，城中没有什么矛盾。仲虺曾说：‘夺取政治荒乱的国家，侵侮将亡的国家。’现在袁氏两兄弟不想着远大的谋略反而在内互相图谋，可以说是荒乱了；城中的百姓没有食物，在外行军的士兵没有干粮，可以说是将要灭亡了。早上不考虑晚上的事情，百姓的性命无以为继，却不想着安抚百姓，还想要等待来年；来年如果粮食丰收，袁氏又知道自己将要灭亡而修养德行，就会失去出兵的好时机了。现在袁谭求救而您安抚他，没有更大的好处了。况且四面的敌寇，没有比河北地区更强大的；河北平定，那将军的部队就会更强盛，也会使天下震动。”太祖说：“好。”就答应了袁谭的请就，率军在黎阳驻守。第二年，太祖率军攻打邺城，顺利攻克，上表请求封辛毗为议郎。
过了很久，太祖派都护曹洪平定下辩，并让辛毗和曹休参与这次行动，并下令说：“过去汉高祖贪财好色，而张良、陈平匡正他的过失。现在佐治、文烈的忧虑不小啊。”大军返回，辛毗被任命为丞相长史。
文帝登基后，辛毗被提升为侍中，并赐封关内侯的爵位。当时朝中商议修改正朔。辛毗认为威势遵循虞舜、大禹的传统，顺应天命民意；至于商汤、周武王，依靠征战平定天下，才修改正朔。孔子说：“实行夏朝的时辰”，《左氏传》中说“夏朝的礼法符合天时的正道”，又何必往相反的方向修改呢。文帝认为他说得对，采纳了他的建议。
文帝想要迁移冀州的十万户有职业士兵的人家以充实河南。当时接连出现蝗灾，百姓饥饿，各部主管官员都认为不可行，但文帝想法很强硬。辛毗和朝中大臣们一同请求拜见，文帝知道他们想要劝谏，神色严肃地接见他们，大臣们都不敢说话。辛毗说：“陛下想要迁移有职业士兵的人家，这个计划是怎么来的呢？”文帝说：“你是在说我迁移这些百姓是不对的吗？”辛毗说：“我确实认为不对。”文帝说：“我不和你商议这件事。”辛毗说：“陛下没有因为我没有才能，还将我安排在身边，让我担任谋划的官职，怎么能不和臣商议呢！臣所说的话不是出于私心，都是为了江山社稷考虑，怎么能迁怒于臣！”文帝没有回答，起身进入内室；辛毗跟在后面拉住文帝的衣袖，文帝就拂袖而去，没有回来，过了很久才出来，说：“佐治啊，你为什么拉我的衣服这么着急呢？”辛毗说：“现在迁移百姓，既失去了民心，百姓也没有食物。”文帝就迁移了其中的一半。辛毗曾经跟随文帝射杀山鸡，文帝说：“射猎山鸡真是开心啊！”辛毗说：“对于陛下来说很高兴，对我们下属来说很辛苦。”文帝沉默着没有说话，后来就很少外出射猎了。
上军大将军曹真在江陵攻打朱然，辛毗任军师。大军返回，辛毗被封为广平亭侯。文帝想要征发大军征讨东吴，辛毗劝谏说：“吴楚地区的百姓，危险又难以驾驭，道德兴盛后，他们就会臣服，道德衰微，他们就会反叛，是自古以来都忧虑的，不是只有现在有这种情况。现在陛下有着享有天下的福分，那些不肯臣服的人，难道能长久吗？过去南越尉佗称帝，公孙述自称为皇帝，但存在的时间都不久，要么臣服要么被诛杀。为什么呢，因为违背道义的事情不能长久保全，而盛大的德行没有什么不能降服。现在天下刚刚平定，土地广阔人口稀少。就算现在朝中做好谋划再出兵，面对战事是也会有所忧虑，更何况现在缺乏谋划却想要出兵呢，臣实在看不到其中的好处。先帝多次派出精锐的士兵，都是到了江边就回来。现在国家军队没有比过去更多，又重复这样的做法，这是不容易取胜的。现在的办法，不如学习范蠡修养百姓，像管仲那样将军令寄托在政令中，效法赵充国的屯田方法，明确孔子安抚边远百姓的政策；这样，十年之后，现在强壮的人还没有老弱，儿童也能上阵作战，天下万民都知道大义，将士们想着奋勇杀敌，这样之后再出兵，那战役就不会再兴起了。”文帝说：“像你说的那样，又将敌寇留给子孙后代来解决吗？”辛毗回答说：“过去周文王将商纣王留给周武王，只是因为了解时机。如果时机不允许，那就忍忍吧！”文帝最后还是出兵征讨吴国，大军到了江边就回来了。
明帝登基后，晋升辛毗的爵位为颖乡侯，食邑三百户。当时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被明帝重新，他们把持朝政，朝臣们没有不和他们交好的，但辛毗不和他们往来。辛毗的儿子辛敞劝说：“现在刘放、孙资当权，众人都像影子一样依附他么，父亲应该稍稍屈尊，收敛锋芒，多和他们来往；不然一定会出现诽谤您的言论。”辛毗神色严肃地说：“陛下虽然不算聪明，但也不做愚昧无能的事。我能在朝中立足，就有自己处事的标准。就算我和刘放、孙资不和，也不过是让我不能做三公罢了，有什么危害呢？那里有大丈夫想要做三公而损害了高尚的节操的呢？”冗从仆射毕轨上表说：“尚书仆射王思是专心勤奋的旧臣，但他的忠诚正直和智慧谋略都比不上辛毗，辛毗应该替代王思。”明帝将这件事询问刘放、孙资，刘放、孙资回答说：“陛下之所以重用王思，实在是想要让他效力，而不是看中虚名。辛毗确实诚实正直，但是性情刚烈又专断，陛下应该仔细考虑。”于是明帝没有采纳毕轨的建议。后来辛毗担任了卫尉。
明帝正在修建宫殿，百姓受劳役之苦，辛毗上疏说：“臣私下听说诸葛亮讲习武事，操练军队，而孙权到辽东买马，推测他们的意图，好像是要观察身边的人。防备好意料之外的事，是古代的好政治，但现在却大修宫殿，再加上连续几年粮食收成不好。《诗经》中说：‘百姓已经好辛苦，应该可以稍安康。抚爱王畿周围的百姓，安定四方的诸侯邦国。’希望陛下为江山社稷考虑。”明帝回复说：“吴蜀两国还没有消灭就修建宫殿，是直言进谏的人立身扬名的机会。帝王所在的首都，应该由百姓劳役一同完成，使得后世不需要再增加修建，这是萧何为汉朝国都规划的策略。现在您是魏朝的重臣，也应该理解其中的要义。”明帝又想要削平北芒山，在上面建造高台楼观，站在那里可以望见孟津。辛毗劝谏说：“天地的自然之性，有高有低，现在却要反过来，既不是天地间的事理；又加上耗费人力，百姓不能承受劳役。况且如果黄河泛滥，洪水肆虐，而丘陵都被削为平地，到时候用什么来抵御洪水呢？”明帝才停止这个念头。
青龙二年(234)，诸葛亮率军进攻渭南。在这之前，大将军司马懿多次请求率军和诸葛亮交战，明帝始终没有允许。这一年，因担心大将军不能制止，就委任辛毗为大将军军事，让他持符节。全军都肃然，听从辛毗的调派，没有人敢违抗。诸葛亮去世后，辛毗回朝担任卫尉。辛毗去世后，谥号为肃侯。他的儿子辛敞承袭爵位，曾在咸熙年间(264～265)担任河内太守。
杨阜，字义山，天水郡冀县人。以州从事的身份被州牧韦端派遣到许都，被任命为安定长史。杨阜回来后，关右地区的将领们都问袁氏和曹氏的争斗谁胜谁败，杨阜说：“袁公宽纵且不能判断，喜欢谋划但不能决断；不能判断就没有威势，缺少决断就损失后面的事，现在虽然强大，但终究不能成就大业。曹公有出众的才能远大的谋略，该决断的时机没有犹疑，律法专一并且士兵精锐，能重用制度之外的人才，所任用的人也能竭尽全力，一定是能成就大事的人。”因为长史这个官职不是他的喜好所在，就辞了官。而韦端被征召为太仆，他的儿子韦康代替他的刺史职位，又征召杨阜为别驾。杨阜被推举为孝廉，被征召到丞相府中，州中上表要留下他参谋军事。
马超在渭南战败后，逃到边塞胡人那里寻求庇护。太祖追击到安定，而这时苏伯在河间反叛，太祖就率军往东回来。杨阜当时奉命出使，对太祖说：“马超有韩信、吕布的勇武，很得到羌人、胡人的欢欣，西州也忌惮他的势力。如果大军返回，不加以严防死守，陇上各郡就不是国家拥有的了。”太祖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但大军撤退得很仓促，没有什么周密的准备。马超率领各戎狄的首领攻打陇上各县，各县都响应他，只有冀州听从州郡的命令死守。马超将陇右的部队全都兼并了，而张鲁又派大将张昂帮助他，一共有一万多人攻打城池。杨阜率领城中的士大夫和宗族子弟能打仗的一千多人，派他的堂弟杨岳在城上修筑偃月营，和马超交战，从正月死守到八月但援军一直没有来到，州中派恰别驾阎温沿着水路潜出城求救，被马超抓住杀害，于是城中的刺史、太守都惊慌失措，开始有了投降马超的计划。杨阜流着眼泪说：“我率领父兄和族中子弟，用大义互相激励，只有牺牲没有二心；过去田单死后，也没有比这更牢固。放弃将要成功的大业，将自己陷入不义的骂名中，我愿意以死守城。”于是失声痛哭。但刺史、太守最后还是派人求和，打开城门迎接马超。马超入城后，在冀州抓捕了杨岳，并派杨昂杀了刺史和太守。
杨阜心中有着报复马超的想法，但没有得到机会。不久，杨阜因为妻子去世要下葬请求休假。杨阜的表兄姜叙在历城驻守。杨阜年少时在姜叙家长大，见到姜叙和他母亲后，就叙说之前在冀州时候的事情，感慨不已，很是悲伤。姜叙问：“为什么这样呢？”杨阜说：“固守城池却不能保全，主君阵亡我却不能一同赴死，还有什么面目面对天下呢！马超违逆父亲反叛君主，虐杀州中将士，怎么只有我要承担这个责任，一州的的士大夫都蒙受这个耻辱。你坐拥军队，专制决断但没有讨伐贼人的决心，这是史书上所说的‘赵盾弑其君’的情形。马超强大，但没有道义，军中有很多矛盾，是很容易谋取的。”姜叙的母亲感慨，命姜叙听从杨阜的计划。计划制定后，又与同乡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武都人李俊、王灵等人定好计策，又定下征讨马超的约定，并派堂弟姜谟到冀城将情况告诉杨岳，并联络了安定的梁宽，南安的赵衢、庞恭等。盟约确定建安十七年(212)九月，杨阜和姜叙在卤城起兵。马超后得知杨阜等人出兵，亲自率军出来。赵衢、庞恭等救出杨岳，关闭冀城大门，抓住马超的妻子孩子。马超攻打历城，抓住了姜叙的母亲。姜叙母亲骂他说：“你是违背父亲的逆子，杀害主君的凶残暴徒，天地怎么会长久地容下你，你不早点死，还敢用这样的面目看人！”马超大怒，将她杀了。杨阜和马超交战，身上受了五处伤，宗族兄弟有七人战死。马超就往南逃奔向张鲁。
陇右平定后，太祖封赏征讨马超的功劳，有十一人封侯，赐封杨阜的爵位为关内侯。杨阜推辞说：“杨阜在州君活着的时候没有抵御进攻的功劳，州君去世没有以死明志的行为，在道义上讲应该被贬黜，在律法上应该被诛杀；马超又还没有死，不应该白白享受爵位俸禄。”太祖回复说：“您和众位贤人一同建立大功，西面的百姓都将这件事做为美谈。从前子贡推辞封赏，孔子认为这是阻止了善行。您尽心竭力，以维护国家命运，姜叙的母亲，劝说姜叙早点出兵，是很明智的，即使是杨敞的妻子大概也就是这样了。贤德啊！以后史书中的记录，一定不会忘记你们的行为。”
太祖征讨汉中，让杨阜担任益州刺史。大军返回后，又授予杨阜金城太守的职务，还没有出发上任，就转任为武都太守。金城郡靠近蜀汉，杨阜请求按照恭遂的旧例，只是安抚而已。刚好刘备派张飞、马超等人从沮道进逼下辩，而氐族雷定等七个部落一万多人都反叛响应他们。太祖派都护曹洪抵御马超等人，马超等人撤退。曹洪置办酒席大会将士，让歌女穿着很薄的衣服在鼓上踩踏，在座的人都大笑。杨阜严厉斥责曹洪说：“男女有别，是国家的重要义理，哪里有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女子裸露身体的！即使是夏桀、商纣王的衰乱，也不会比这更严重。”说完就拂袖告辞出去。曹洪立即停止了歌舞，并请杨阜还座，并对他肃然起敬。
等到刘备攻取了汉中进逼下辩，太祖因为武都孤立无援又地处偏远，想要迁移城中的百姓，又担心官吏百姓眷恋故土。杨阜的威信向来很突出，先后转移百姓、氐人，让他们安居在京兆、扶风、天水等地境内，有一万多户，又将治所转移到小槐里，百姓扶老携幼跟随。杨阜理政，只是处理重要的事情，下属也不忍心欺骗他。文帝问侍中刘晔等人说：“武都的太守是什么样的人？”大臣们都说杨阜有能担任三公宰辅的节操。还没来得及任用他，又适逢文帝驾崩。杨阜在武都郡十几年，朝廷征召任命他为城门校尉。
杨阜看明帝经常戴着绣帽，穿着半袖的缥绫衣服，问明帝说：“这在礼节上是什么法度上穿的衣服呢？”明帝沉默没有说话，从此以后不穿法制规定的服饰就不接见杨阜。
杨阜升任为将作大匠。当时明帝刚开始修建宫殿，挑选美女以充实后宫，多次出宫到禁囿中狩猎。秋天，下了大雨，出现雷电，杀死了很多鸟雀。杨阜上疏说：“臣听说圣明的君主在上，大臣们能尽情提出意见。唐尧、虞舜圣明贤德，向大臣们征求过失和谏言；对创立很多功业，却只修建很简陋的宫殿；成汤时国家遭遇旱灾，他将过失归在自己身上；周文王给自己的妻子做好榜样，推广到治理国家；汉文帝亲身实践节俭的行为，穿着简单的衣服：这些都是能彰显美好的声名，为子孙的将来作打算的做法。陛下继承武皇帝开拓的基业，守着文皇帝始终如一的功业，实在应该想着向古代圣贤的良好政策学习，观察乱世之中任意妄为的乱政。所谓的良好政治，就是推崇节俭、重视民力；所谓乱政，就是随心所欲，是自己想的就付出行动。希望陛下能思考古代刚创立时之所以兴盛，还有朝代末世之所以衰微以至于灭亡的原因，观察近代汉朝末年的变故，就足以触动心理，警戒畏惧了。如果让汉桓帝、汉灵帝没有废除汉高祖的法令，实行文帝、景帝的谦恭节俭政策，太祖即使英明神武，对汉氏朝廷又有什么办法吗？而陛下又怎么能处在这样的至尊之位上呢？现在吴国、蜀国没有平定，大军在外，希望陛下经常慎重考虑，考虑之后再行动，谨慎地出入宫禁，用过去的事情来做为现在的借鉴，话说得很简单，但对于成败来说很重要。不久前天降暴雨，又突然间有很多雷电，非常严重，杀了很多鸟雀。天地间的神明，将君王看做自己的孩子，治国理政如果不恰当，就会出现灾害来谴责。约束自己并经常反省，是圣人的教导。希望陛下能在事情还没发生时就考虑它的祸患，在事情初露端倪时就谨慎对待。效法汉孝文帝让汉惠帝的后宫美人出宫自行嫁人的办法；迅速将挑选的美女送出宫去。臣听说她们都是不听从命令的，这样的情况应该为以后的事考虑。那些要修建的宫殿楼宇，一定要节俭用度。《尚书》中说：‘宗族和睦，就能协调周围各国。’对事情的考虑应该周全，以依从正确的方法，精心计划，减省费用。等到吴蜀平定之后，国家上上下下就会安乐，家中都温和欢乐。长此以往，祖先也会高兴，尧舜可能还会嫉妒。现在应该面对天下打开信义之路，以安抚百姓，以展示给偏远地区的人。”当时雍丘王曹植心怀怨恨，认为各藩国之间都是兄弟至亲，但律法禁令太过严苛，所以杨阜又陈述了九族的大义。明帝下诏回复说：“收到了你的奏表，先陈述过往的圣贤帝王，以讽谏昏聩的政治，言辞恳切，真诚坚定。我会反省自己的过错并弥补，会有所匡正，也会仔细考虑。你能苦口相劝，我很是赞赏”
后来杨阜升任为少府。当时大司马曹真征讨说，遇到大雨，军队不能行进。杨阜上疏说：“过去周文王有赤乌的吉兆，但依然每天到黄昏也没有闲暇吃饭；周武王有白鱼跳进船里，君臣都变了脸色。他们行动时有吉兆出现，尚且很担忧，更何况现在有异常现象却不忧心呢？现在吴蜀还没有平定，但上天多次显出变故，陛下应该专心回应，因忧心而不能安坐，以向远方展示自己的德行，用节俭用度的方法来安抚。最近各路人马刚行进，就有天降大雨的祸患，被困在险峻的山中，已经很多天了。粮食转运的辛劳，担负粮食的苦楚，损耗费用的多，如果有一样不能跟进，一定会事与愿违。《左传》中说：‘看到可行才前进，知道有困难就撤退，是军队中的好政策。’现在白白让大军被困在山谷之间，前进没有可以得到的东西，撤退又没有办法，这不是用兵的办法。周武王虽然看到白鱼挑船而撤军，殷商最后还是灭亡了，因为武王知道天意。今年粮食歉收，百姓饥饿，应该办法明确诏令要减少食物和服饰的用度，还有供把玩的物品，都可以不要。过去邵信臣在太平时代担任少府，依然上奏要免除多余的食物；现在军中开支不够，更应该节俭用度。”明帝立即下诏命各军返回。
后来明帝下诏要朝臣们广泛议论那些对百姓不利的国家政策，杨阜的意见认为：“国家要安定清平，在于能任用贤人，国家兴盛在于致力于农事。如果舍弃贤人而任用私心喜欢的人，这是很严重的不好的政策。大力修建宫殿馆舍，建起高高的台榭，妨碍了百姓耕种，这会严重地损害农业。工匠们不踏实地 制造器物，反诬竞相制造奇巧的物品，以迎合上级的欢欣，这伤害国家的根本也很严重。孔子说：‘严苛的政令比老虎还厉害。’现在拘于礼法的吏役，在政治上不了解治理的原则，只是喜好烦琐和严厉，这是最为乱民的办法了。当务之急，应该去除以上这四种危害严重的情况，并诏令公卿大臣和各郡国，推举贤良正直、踏实质朴的士人并加以选拔任用，这也是寻求贤才的一个办法。”
杨阜又上疏想要减少那些在宫中不受宠幸的工人，就召集御府的吏役问后宫人数。吏役守着过去的法令，回答说：“这是秘密，不能泄露。”杨阜大怒，杖责了吏役一百棍，并责问说：“国家不将告诉九卿的事情看做秘密，反而会将告诉小吏的事情看做秘密吗？”明帝得知这件事后更加敬重忌惮杨阜。
明帝的爱女曹淑，不行夭折，明帝非常悲痛，追封她为平原公主，在洛阳为她修建庙宇，并安葬在南陵。明帝将要亲自送葬的时候，杨阜上疏说：“文皇帝、武宣皇后驾崩，陛下都没有送葬，是因为看重江山，防备有意外情况。怎么到了一个孩子去世的时候反而去送葬呢？”明帝没有听从。
明帝新建许宫后，又要修建洛阳宫殿观阁。杨阜上疏说：“尧帝住在茅屋中，但天下都能安居，大禹居住在简陋的宫室，但天下都能乐业；等到了殷周时期，也不过是三尺宽的大堂，放上竹席罢了。古代圣明的帝王，没有为了极尽宫殿的华丽而使得百姓的财力凋敝的。夏桀修筑璇室、象廊，商纣建造倾宫、鹿台，结果国家灭亡，楚灵王因为修建章华台，自己也遭受祸害；秦始皇建造了阿房宫却将祸事殃及到子孙后代，天下都反叛他，只经历了两世就灭亡了。不估计百姓的力量，之顺从自己耳目的欲望，没有不灭亡的。陛下应当以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为榜样，从夏桀、殷纣、楚灵、秦始皇身上吸取教训。处在那么高的位置上，应该时时监督自己的德行。谨慎地守护王位，以继承祖先的基业，否则这盛大的功业，恐怕就会失去了。如果不敬仰，踏实勤勉T恤百姓，却还自我享乐，宫殿楼台都修建得很奢侈，一定会有倾覆灭亡的祸患。《易经》上说：‘建造好房屋，保护好家人，从窗户望进去，里面好像没有人。’君主将天下看做自己的家，说建造房屋的祸事会延续到家人身上，是没有的。现在吴蜀两国联合，谋划者危及魏氏宗庙，十万大军，东奔西走，边境地区没有一日闲暇。百姓荒废了农业，民众面带饥色。陛下不将这些情况当做忧虑，反而无休止地修建宫殿。如果国家灭亡了臣能保全自己，臣就不说这些话了；但陛下是首领，臣是重要大臣，我们的保全和灭亡都是一体的，得失的情况是一样的。《孝经》上说：‘天子七位直言规劝的大臣，即使君王没有道义也不会失去天下。’臣虽然驽下怯弱，难道敢忘记劝谏君王的道义吗？言辞不够恳切深入，就不足以使陛下感慨而醒悟。陛下不能明察臣的话，恐怕先祖们的福分将要坠落在地上了。如果臣死去能弥补万分之一，那臣死的时候，依然还像活着那样。臣会敲着棺材，沐浴修身，恭敬等待被处死。”奏表呈上后，明帝有感于他的忠心直言，亲手写下诏书回复。每次朝廷议会时，杨阜经常侃侃而谈，以天下为己任。他多次直言规劝，明帝都没有听从，他就多次请求辞官，明帝也不答应。适逢他去世，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孙子杨豹继承爵位。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郡平阳县人，鲁国高堂生的后代。年少时就是秀才，泰山郡的太守任命他为督邮。郡里的督军和薛悌争执，直呼薛悌的名字并呵斥他。高堂隆抓着剑柄叱责督军说：“从前鲁定公受到侮辱，孔子登阶而上；赵王弹奏秦筝，蔺相如奉瓦缶让秦王演奏。当着部下的面直呼主君的名字，按大义 应该责罚你。”督军变了连着，薛悌也震惊地起来阻止高堂隆。后来，高堂隆辞职，来到济南避难。
建安十八年(213)，太祖征召他为丞相军议掾，后来做过历城侯曹徽的文学，转任为国相。曹徽在太祖去世的时候，非但不哀痛，反而外出骑马打猎；高堂隆用大义来劝谏，很符合辅佐侯王的责任。黄初年间(220～226)，高堂隆是堂阳县长，因为推选担任了平原王曹睿太傅。曹睿登基后，就是明帝。任命高堂隆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明帝刚登基，文武百官们有的认为应该举办宴会，高堂隆说：“唐尧、虞舜有保持静心的哀痛，殷高宗有不说话的冥想，所以他们的盛大德行，天下的和乐升平，天下皆知。”认为不应该举办宴会，明帝慎重地采纳了这一建议。高堂隆升任为陈留太守。牧民酉牧，七十多岁，有极好的品行，被推荐为曹掾，明帝赏识他，特别任命他为郎中，以表示恩宠。明帝又征召高堂隆为散骑常侍，赐封关内侯的爵位。
青龙年间(233～237)，明帝大肆修建宫殿，想要取回长安大钟。高堂隆上疏说：“过去周景王不效法文王、武王的德行，忽视周公旦的制度，已经铸造了大钱，又制造大钟，单穆公进谏但也没有听从，泠州鸠批评也不采纳，于是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周朝的国运因为衰微，史官将这些记录下来，成为后代的借鉴。但现在的小人，喜欢叙说秦汉的奢靡情况以摇动陛下的心思，想要取回亡国又不合法度的东西，费时费力，伤害了陛下的德政，这不是振兴和乐的礼乐，保持神明庇护的办法。”这一天，明帝来到上方，高堂隆和卞兰跟从左右。明帝将高堂隆的奏表给卞兰看，让他为难高堂隆说：“国家的兴衰在于正直，音乐能做什么？教化不明确，怎么使大钟的罪过呢？”高堂隆说：“礼乐，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以箫韶演奏九次以后，凤凰来临，擂鼓六遍，天神下降，政治因此清平，刑罚得以实施。新做的乐曲奏响，商辛因此殒命，大钟铸成后，周景王开始衰败，国家存亡的道理，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怎么能说国家兴衰跟这个没有关系呢？君王的举动一定会记录在史书上，是自古以来的道理，如果行为不合法度，用什么来警示后人？圣明的帝王乐于听到自己的不足，所以才有了进谏规劝的道义；忠诚的臣子愿意竭尽节操，所以有忠心耿耿的大义。”明帝称赞他说的对。
高堂隆升任为侍中，依然兼任太史令。崇华殿发生火灾，明帝下诏问高堂隆：“这是什么灾祸？按照礼节，应该有祈福消灾的仪式吗？”高堂隆回答说：“灾祸变故的发生，都是为了神明教训警戒，只有遵循礼法，修习品德，才能战胜灾祸。《易经》中说：‘在上位的人不节俭，下层的人也不会节俭，就有灾火烧毁屋舍。’又说：‘君王修建高台，就会有天火的灾祸。’这是帝王如果装饰宫殿，但不知道百姓空虚尽力，所以上天用旱灾来显示，大火从高殿上升起。上天降下警戒，让灾祸告诉陛下；陛下应该发扬光大社会规范，以回复上天的旨意。过去太戊时有桑谷生在朝廷，武丁时有雄雉在鼎上鸣叫，他们都认为这是灾祸之兆，心中恐惧，努力修习德行，三年之后，远方的部落都来朝贡，所以称他们为中宗、高宗。这是前代明确的借鉴。现在考察过去的吉凶，火灾的发生，都是通过烧毁亭台宫殿为训诫。但现在宫殿之所以要扩充，是因为后宫人数太多。应该挑选并留下那些善良美好的人，并像周朝的制度那样，将剩下的人都放出宫。这就是祖己训导高宗的原因，也是高宗能享有久远称号的原因。”明帝下诏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的时候，柏梁台发生火灾，武帝大修宫殿来镇灾，这是什么意思呢？”高堂隆回答说：“臣听说西汉柏梁台火灾之后，越国有巫师提出方法，应修建建章宫，以镇压火灾；这是夷越的巫师所建议的，不是圣贤明确的训导。《五行志》说：‘柏梁台的火灾，这之后就有了以巫蛊陷害太子的事。’像《五行志》所说的，越国的巫师提出修建建章宫，并没有镇压什么。孔子说：‘灾祸的类型按类别和人们的行为响应，阴阳灾害互相感应，以警戒君王。’所以英明的君主看到灾祸就会要求自己，修养德行，以避免再次发生。现在应该结束劳役并遣散百姓。宫室的制度，应以节俭为要务，对内部足够抵御风雨，对外可以讲求礼仪。清扫灾祸发生的地方，不在这里修建什么，那香草、美好的谷物一定会在这里生长，以回报陛下虔诚恭敬的德行。怎么能使百姓疲惫，穷尽百姓的钱财呢！这是在不是招来吉兆且心怀远方百姓的情况啊。”明帝就修复崇华殿，当时郡国中有九龙出现，就将崇华殿改名为九龙殿。
陵霄阙刚开始修建，有喜鹊在上面筑巢，明帝将这件事拿来问高堂隆，他回答说：《诗经》中说：‘喜鹊筑巢，斑鸠就会来居住。’现在大建宫殿，修筑陵霄阙，而喜鹊在上筑巢，这是宫室未盖成，陛下不能居住的征兆。天象好像是在说，宫殿没有修成，将会有异姓人住在里面，这是上天的警戒。天道没有亲近什么人，只接近善人，不能不好好防备，不能不好好思虑。夏商末年，帝王都是继位而来，不恭敬接受上天明确的训导，反而只听从谗言，德行衰败，任意妄为，所以他们的亡国也是很突然的。现在如果结束各种劳役，践行足够用度的借鉴，广大德政，言行举止都遵循帝王准则，消除天下所忧患的，实行万民都能获利的措施，那三皇就会有第四位，五帝就会有第六位，怎么会只有殷高宗能将灾祸转为福分呢！臣做为陛下重要的大臣，如果可以使陛下享受福祉，保护江山，那么臣即使粉身碎骨，宗族破亡，也像还活着一样。怎么能因为害怕违背陛下心意而招致祸害，而让陛下不能听到忠诚的言论呢？”明帝也为这番话动容。
这一年，有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间显得特别明亮。高堂隆上疏说：“凡是帝王迁都设县，都是先确定天地社稷的位置，并恭敬地供奉。将要修建宫室，应该以宗庙为先，其次车马库和粮仓，宫殿在后。现在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等都还没有确定，宗庙的制度也不合礼法，却要装饰华丽的宫室，士人百姓不能工作。外人都说宫人的费用，和战事的军队费用，大致相等，百姓不能忍受这样的命令，都怀有怨恨怒气。《尚书》中说‘上天聪慧，是因为百姓聪慧，上天让人敬畏，是因为百姓有威仪’，驾车的人制作颂词，上天就赐予五种福事，百姓怨怒，就用六种祸事来威吓，是说上天的奖赏惩罚，都是顺遂民心民意。所以处理政事一定要将百姓放在首位，然后遵循古代教化，再连通上下，从古到进，没有不是这样的。居住在简朴的宫室中，是唐尧、虞舜、大禹能流传帝王风范的原因；修建奢华的亭台宫殿，是夏癸、商辛冒犯上天的原因。现在的宫殿，确实是违背了礼法制度，又再修建九龙殿，奢华的装饰超过之前。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间发光，进犯帝王星宿而延续到旁边的紫微星，这是上天宠爱陛下，所以向您发出教导训诫的征召，始终都滞留在尊位，殷勤郑重，想要使陛下醒悟；这是慈爱的父亲恳切地训导，陛下应该依据孝子恭敬惶恐的礼节，为天下做出表率，以昭示后代，不应该有疏忽，再冒犯天意。”
当时国家有很多战事，刑罚严苛。高堂隆上疏说：“拓展疆土，延续帝位，一定要等待圣明的君主，辅佐时代，匡扶正直，也需要良臣，这样各种功业就能凝聚起来并且百姓安定了。转移风气, 改变习俗，宣扬并申明道德教化，使得四海有同样的风气，使外族前来臣服，德行教化发扬光大，让全国都仰慕这样的道义，这本来不是一般的官吏能做到的。现在相关官员都致力于查究刑罚条文，不寻求治国理政的方法，所以刑罚实行但没有成效，风俗凋敝却不能督促。应该推崇礼乐，排序祭祀等重要地方，修建三雍宫，举行祭祀的射礼，奉养老人，修建郊庙，尊崇儒生，举荐隐逸的士人，制定好各项制度，修改正朔，变换朝服颜色，提倡孝悌之道，崇尚节俭，然后准备礼仪，实行封禅制度，将功劳归于天地，使得雅颂的正统音乐传遍天地之间，光明的教化流传到后代。这大概就是安定盛世的最好局面，是不朽的功业。这样之后，天下间都能轻松地治理好，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不匡正根本反而解决微小的问题，就好像一团乱丝，不是治国理政的办法。可以命令公侯大臣都学习儒术，制作备办要求的事，做为典范。”高堂隆又认为修改正朔，改变朝服的颜色，改变徽号，变动器械，是自古以来的帝王之所以能使神明了解政治，改变百姓的看法的原因，所以在三春称王，是为了申明夏商周三代的正朔。于是高堂隆陈述过去的章法，并上奏修改。明帝听从他的建议，将青龙五年(237)春三月改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朝服改为黄色，宗庙祭品尚白，按地正建丑，以农历十二月为正月。
高堂隆升任光禄勋。明帝更加大力修建宫殿，装饰楼阁，凿取太行山的石英，开采谷城的文石，在芳林园建起景阳山，在太极殿北面修筑昭阳殿，铸造黄龙、凤凰等奇伟的野兽，用来装饰金墉殿、陵云台和陵霄阙。各种劳役非常繁重，参与修建的人有上万，公卿以下的官员以至于学生，没有不出力的，明帝还亲自挖土以做为他们的表率。但是辽东地区不前来朝拜。悼皇后去世，上天不断降下大雨，冀州发了洪水，冲走淹没百姓财物。高堂隆上疏恳切地劝谏说：
‘自然界的最大功德是滋养万物，圣人最好的宝物是权力地位；怎样保住这地位呢？依靠仁慈；怎样才能吸引人才呢？依靠物质利益’。但士人百姓，是国家安定的根基；谷物布匹，是士人百姓的命根。谷物粮食，不是大自然就不能生产，不是人力能造出来的。所以帝王亲自耕种以勉励农桑，后来种桑养蚕，才能制作衣服，因此要祭祀上天，告知自己的虔诚和措施。过去在伊尹唐尧时代，遭遇了困厄和灾祸，洪水泛滥，派鲧去治水，也没有效果，就推举了大禹，大禹沿着山势砍伐树木，前后历经二十二年。灾祸的严重，没有比这时候更夸张的了，百姓参与劳役的时间，也没有比这更久的。到了尧帝、舜帝时期，只需要治国理政而已。大禹划分九州，奖赏有功的官吏，各有等级之分，官员平民，有各自的服饰。现在没有像那时的紧急情况，却让公卿大臣和这些人一起参加劳役，如果让周边国家知道，这不是好的声誉啊，日后记录在史书上，也不是美好的名声。所以治理国或家的人，近处的就从自己身上获取，远处的就从他人身上获取，养育万物，所以说‘贤德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现在国家上下都参加劳役，疾病流行，收成也不好，出现饥荒，耕种的人少，灾荒的饥饿一同到来，百姓没有办法度过今年；应该加以怜悯抚恤，以救济他们的困顿。
臣看过去的书籍中记载的，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没有不感应的。所以古代的贤明帝王，畏惧上天的明训，遵循阴阳的规律，兢兢业业，只担心有所违背。这样之后治理国家的政策才能兴盛，德行和神明相合，灾祸异象发生之后，就因畏惧而修习德政，没有不延续国运的。等到了朝代末世，昏庸的君主不尊崇先王的法度，不采纳正义之士的直言规劝，所以任意妄为，将劝诫看得很淡泊，这样没有不很快就出现灾祸的，以至于国家倾覆。
天道是很显著的，希望能以人伦关系来讨论。六种感情，五种性情，是每个人都有的，贪求享受和廉洁坚贞，每个人都各占一种。等到有所触动，就会在心中挣扎。如果欲望很强，而意志薄弱，那就会随心而为没有禁止；真心诚意不能控制，那就会放纵没有限制。人的性情所在的，不是好就是美，而美好的聚集，不依靠人力不能成功，没有粮食布匹就不能成立。性情如果没有限制，那人就不能忍受这样的劳役，物质也不能满足需求。劳役和欲求同时存在，就将会升起灾祸。所以不割舍欲求，就不能满足。孔子说：‘人没有远处的忧虑，一定会有近处的担忧。’从这里看，礼仪的制定，不是为了拘束自己，而是想要远离灾害并且振兴政治。
现在吴蜀两个贼寇，不是没有根基的小贼、也不是实力单薄的敌寇，而是倚仗天险，顺着水流，横跨地盘，拥兵众多，他们自称为皇帝，想要和中原地区抗衡。现在如果有人来报告说，孙权、刘禅都在修习德政，崇尚清廉节俭，减少租地赋税，不沉迷于喜乐，有事情都咨询年高贤德之人，事事都遵循礼法。陛下听说后，难道不会警惕并讨厌他们这样做吗，因为他们这样做，就很难迅速征讨消灭，而成为国家的忧患吗？如果有人上告说，这两个贼寇都没有德政，崇尚奢侈没有节制，役使他们的百姓，加重他们的赋税，下层百姓不能忍受，哀叹的声音越来越大。陛下听说后，难道不会勃然大怒，因为他们残害无辜百姓，而想要更快地诛灭他们吗？其次，难道不会因为敌人疲乏而攻取他们并不困难而感到庆幸吗？如果这样，那就应该换种角度思考，事理的规律也不远了。
况且秦始皇没有修筑道德的根基，却修建阿房宫，不担忧内部的变故，反而调动修建长城的劳役。当时他们君臣制定这样的计划时，也是想要建立流传万世的基业，使子孙后代能长久享有天下，谁能料到一夕之间，一个匹夫大呼竟导致国家灭亡呢？所以臣认为如果让前代的君主知道他的行为一定会招致国家的灭亡，那他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所以亡国的君主都自认为不会灭亡，最终却灭亡了；贤德圣明的君主自认为将要灭亡，最终没有灭亡。过去汉文帝被称为贤王，亲身践行节俭，施惠部下修养百姓，而贾谊却以危言作比，认为天下危急，可为之痛哭的事有一，可为之流泪的事有二，可为之长叹息的事有三。更何况现在天下凋敝，百姓没有一石粮食的储备，国家没有能支撑一年的储蓄，外部有强大的敌手，国家军队在边境驻守，内部却大兴土木，各地州郡都骚乱纷纷，如果有敌军来犯的预警，臣担心简陋的士兵不能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啊。
还有，将士官吏的俸禄，渐渐在减少，现在跟过去对比，只有五分之一；那些已经退休的又断绝的官粮的救济，不该缴纳的财物也比过去增加一半：这说明现在官府的收入应该比过去多，所支出和参与的应该比过去少。但经费支出，每次都会不足，征收牛肉这样的小税，前前后后也进行过多次。返回来推论，这些费用支出，一定有 所属的地方。况且俸禄赏赐粮食布匹，是君主用来施惠修养官吏百姓而能让他们生活的的，现在如果有废除的，就是夺走他们的性命啊。已经得到了又失去，这是心生怨恨的地方了。按照《周礼》，朝廷府库掌管九种赋税的收入，以供给各种费用，收入自有明目，支出也应该有该到的地方，不互相干预并且都能满足需求。各自满足支出之后，就将剩下的赋税，供君王游玩。还有天子使用财物，一定一定要由司会查验。现在和陛下一同在朝中治理天下的，不是三司九卿，就是台阁近臣，这些都是心腹大臣，应该没有什么忌讳。如果看到财物增减而不敢上告，反而听从命令四处奔走，只担心办不到，那就是充数无作为的臣子，不是刚直劝谏的重臣。过去李斯教导秦二世说：“做为帝王而不任意妄为，天下就像是牢笼一样。”秦二世听从了他的话，秦朝因此灭亡，李斯也被灭族。所以史官司马迁认为李斯不能直言规劝，就用来告诫后世。
奏疏呈上后，明帝查阅，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高堂隆的这篇奏表，使我畏惧啊！”
高堂隆病重，就口述让人写下，上疏说：
曾子生病，孟敬子去探望他。曾子说：‘鸟将要死的时候，叫声很哀戚；人将要死的时候，说的话很善意。’臣现在生病，病情只有加重没有减缓，经常担心忽然去世，自己的赤诚忠心不能表现出来。臣的忠诚，怎么能跟曾子相比，只希望陛下多加审阅！改掉以往错误的行事方式，振作精神深远地思考以后的事，使神明回应，天下各方都仰慕您的大义，则麟、凤、龟、龙等四灵就会来献珍宝，玉衡就会显示吉祥，这样就能超越三皇五帝，不是只是继承大统，遵循先王法度而已。
臣经常痛惜世上的君王没有不想着效法唐尧、虞舜、商汤、周武王，却要重复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的道路，他们没有不嘲笑朝代末年乱政亡国的君主，却不践行虞、夏、殷、周的准则。可悲啊！以他们的所作所为，来求取他们所想要的，就好像爬上树去找鱼，烧水造冰，这求不到的结果，是很明确的。考察夏商周三代之所以拥有天下，都是圣贤之人相互传承，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天下没有那一寸土地不属于他们，没有哪一个百姓不臣服，天下各国都安定无事，九州同意；鹿台的金银和巨桥的粮食，无处可用，但依然能坐拥天下，还要做些什么呢！但夏桀、商纣这样的人，倚仗着自己的力量，足以拒绝臣下劝谏，才能也足以掩饰自己的过失，崇尚谄媚和高大的建筑，喜好不正统的音乐，维护倡优，制作颓废的音乐，沉迷于桑间濮上的乐曲中。上天不免除他们的过错，等到他们回首望去，宗庙国土已经成为废墟，人民沦为奴隶。商纣王的首级被悬挂在白旗上，夏桀在鸣条被商汤打败；天子的尊为，商汤、周武王是拥有的，难道他们超乎常人吗，是因为它们都是英明君王的后代。况且六国的时候，天下动乱不安，秦国已经兼并六国，却不修习圣人的品德，还修建阿房宫，修筑长城用做防守，在中原地区自夸自耀，威势降服外族，天下都震动惊恐，在路上用眼神示意；自认为根深叶茂，这样盛大的光辉能永远流传，谁能想到只传了两世就灭亡，江山社稷崩塌颓圮呢？近代汉武帝继承文帝、景帝的功业，对外抗击外敌，在内修建宫殿，十几年的时间，天下就不安定。就听信越国的巫师，迁怒上天，修建章台宫，宫殿广大，门户众多，最终导致江充陷害太子的巫蛊之祸，以至于宫中人心背离，父子相残，所造成了危害，影响了好几代。
臣看黄初(220～226)的时候，天象已降下劝诫，奇特的飞鸟，在燕巢中生长，口爪和胸都是赤红色，这是魏室发生变异的征兆，应该防备朝中出现很威武的大臣。可以挑选各侯王，让他们处理国事，掌管兵权，经常会出现割据对立的局面，镇守安抚京畿之地，辅佐王室。过去周平王东迁，是依靠晋国、郑国，汉朝吕氏之乱，朝廷仰赖朱虚侯刘章才得以平定，这些大概都是前代的明确节俭。上天没有亲近的人，只辅佐有德行的人。百姓歌咏德政，那国家就能延续，如果百姓有怨怼，那就会选取有功有才能的人授予天下。从这里来看，天下的天下，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天下。臣身患很多 疾病，力气微弱，已经离开朝廷，返回家乡，如果就这样去世，如果魂灵有意识，那一定报效陛下。
明帝下诏说：“高堂隆的廉洁直追伯夷，正直超过了史鱼，心中秉持着坚贞的志节，忠诚正直不顾自身，怎么小病还没痊愈就辞官回乡呢？大禹坚守气节，病得很重但最终痊愈。希望您能注意饮食，专心养病以保重自身。”高堂隆去世，临终前命家人简单下葬，入殓时只穿平常的衣服。
起初，在太和年间(227～233)，中护军蒋济上疏说“应该遵循古法去封禅”。明帝诏令说：“得知蒋济这些话，让我汗流浃背。”这件事搁置了几年，后来又商议着要实行，明帝让高堂隆修撰各项仪式。明帝得知高堂隆去世，叹息着说：“上天不想要成全我这件事，高堂隆舍弃我去世了。”高堂隆的儿子高琛承袭爵位。
起初，在景初年间(237～239)，明帝认为苏林、秦静等都老了，担心没有人能传承他们的学业。就诏令说：“过去先圣去世后，他们的遗言教导，都记录在六艺中。六艺的文法，礼又是最重要的，是一刻也离不开的。低下的习俗，背离根本，由来已经很久了。所以闵子讥讽原伯不学习，荀卿厌恶秦朝坑杀儒生，儒学废弛，那风俗教化又从哪里兴盛呢？现在学者大儒，都各自年事已高，教导训诫的方法，谁来继承呢？过去伏生快要老去，汉文帝让晁错来继承；《谷梁传》很少有人研习，汉宣帝就派十个人学习继承。现在应该选拔三十个能解读经义的郎官或有才能的人，让他们跟从光禄勋高堂隆、散骑常侍苏林、博士秦静学习四经三礼，主管的人应该详细设置考核的方法。夏侯胜曾说：‘士人因为不理解经学为病，经学如果能精通，那他们获得官职就像低头捡拾地上的小草而已。’现在的学者，如果有能深入研究经学的，那爵位俸禄和荣名恩宠，就会自然而然来到。怎么能不勉励呢！”过了几年，高堂隆等人都去世了，学经的事就荒废了。
当初，任城的栈潜在太祖时候担任过县令，曾经监督守卫邺城。当时文帝还是太子，沉迷于打猎，早上出去晚上回来。栈潜劝谏说：“王公设置险阻以保卫国家，都城中设置禁卫军，是用来警戒意外情况。《诗经·大雅》说：‘宗子处在城中，不要城墙毁坏无用。’又说：‘执政行事太没远见，所以要用来劝告。’如果安逸于出游打猎，早出晚归，将一天时间都放在捕获猎物的娱乐中，而忘记了无止尽的危险，臣私下很困惑。”太子很不高兴，但这之后外出打猎的情况减少了。黄初年间(220～226)，，文帝想册立郭贵嫔为皇后，栈潜上疏劝谏，这件事在《后妃传》中另有记载。明帝时期，各种劳役一同征发，明帝的亲戚部署都疏远叱责，栈潜上疏说：“上天诞育百姓，并树立了君主，用来施惠百姓，教化万民，所以受四方制约，不能称为天子，分裂疆土的不能 称为诸侯。从三皇开始，延续到唐尧、虞舜，都用广泛的救济来治理天下，用德行来协和，百姓都仰赖他们。夏商周三代衰微之后，上天将王位降到汉朝，但清明的时代越来越少，战乱越来越多，从那时开始，也忽视了天下的治理和安定。太祖明智神武，消除暴乱，恢复天子纲纪，开创帝业。文帝承受上天的明训，扩大帝王基业，登基七年，每件事都亲自处理。陛下圣明贤德，继承大统，应该推崇安定，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天下有些地方还没平定，所以派出军队戍守远方，在各地又有战事，战旗到处悬挂，军队骚动不安，水路两道的运输，让百姓舍弃本业，国家每天都要耗费千金。又大肆修建宫殿，要征发的劳工数以万计，徂来山的松树，砍伐山上的树木，布满深谷，奇异的石头，似玉的美石，在黄河、淮水上运输。疆域之内，都成为天子管束的地方，应当供应树木、秸秆、镰刀、粮食等，用来修建花园等地方，使草木更茂盛，增加鹿兔的数量。这样妨害了农事，土地都长满杂草，灾祸疫病流行，百姓四处溃散，伤损了和气，粮食不生长。臣听说周文王建立丰都，刚开始的时候不急迫，百姓自然会前来，不久就建成了。各种池沼、园囿，都和百姓一起享有。现在宫殿崇尚奢侈，各种雕饰都很巧妙，忘记了有虞氏的明台，想要殷辛的华丽宫室，禁地有千里之广，百姓动不动就进入了禁地，宫殿华丽得可以和阿房宫相比，各类劳工都集中在乾谿，臣担心民力凋敝，下层百姓承受不了。过去秦国占据崤山和函谷关以控制六国，自认为德行超过三皇，功绩可比五帝，希望称号能流传万世，却只流传了两世就灭亡了，希望成为百姓却不行，是因为枝干已经这段，根基被拔出了。圣明的帝王治理天下，能够明识贤才，才德解除，嘉赏有功之人；才能出众的人在官位上，那功业就能兴盛，重用有德之人，那无论安危都会一同忧虑；稳固根基，一同做为辅佐，那就算经历盛衰时期，那内外都有辅佐的大臣。过去周成王年幼，还没能亲自理政，周、吕、召、毕等人同在左右辅佐。现在既没有卫侯、康叔这样的监督的人，出任地方官的，又不是周公、召公这样的人。还没有册立太子，天下没有储君。希望陛下能留意边塞，永保王位，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后来栈潜担任燕地中尉，他因病推辞没有就任，后来去世。
评曰：辛毗、杨阜刚正信实，公平正直，直言劝谏，忠心耿耿，仅次于汲黯的高尚风范。高堂隆学问昌明，志向在于匡扶君王，根据情况陈述意见，言辞恳切，真是忠臣啊！等到他一定要修改正朔，要求曹魏以虞舜时代为典范，那就是意气用事超过了变通了。
辛毗字佐治，颍川阳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陇西东迁。毗随兄评从袁绍。太祖为司空，辟毗，毗不得应命。及袁尚攻兄谭於平原，谭使毗诣太祖求和。太祖将征荆州，次于西平。毗见太祖致谭意，太祖大悦。后数日，更欲先平荆州，使谭、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变，以语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谓毗曰：“谭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对曰：“明公无问信与诈也，直当论其势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谓他人能间其间，乃谓天下可定於己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显甫见显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败於外，谋臣诛於内，兄弟谗阋，国分为二；连年战伐，而介胄生虮虱，加以旱蝗，饥馑并臻，国无囷仓，行无裹粮，天灾应於上，人事困於下，民无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时也。兵法称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邺，尚不还救，即不能自守。还救，即谭踵其后。以明公之威，应困穷之敌，击疲弊之寇，无异迅风之振秋叶矣。天以袁尚与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荆州丰乐，国未有衅。仲虺有言：'取乱侮亡。'方今二袁不务远略而内相图，可谓乱矣；居者无食，行者无粮，可谓亡矣。朝不谋夕，民命靡继，而不绥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请救而抚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则六军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许谭平，次于黎阳。明年攻邺，克之，表毗为议郎。
久之，太祖遣都护曹洪平下辩，使毗与曹休参之，令曰：“昔高祖贪财好色，而良、平匡其过失。今佐治、文烈忧不轻矣。”军还，为丞相长史。
文帝践阼，迁侍中，赐爵关内侯。时议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统，应天顺民；至於汤、武，以战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时”，左氏传曰“夏数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从之。
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计安出？”帝曰：“卿谓我徙之非邪？“毗曰：“诚以为非也。“帝曰：“吾不与卿共议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厕之谋议之官，安得不与臣议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虑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内；毗随而引其裾，帝遂奋衣不还，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尝从帝射雉，帝曰：“射雉乐哉”毗曰：“於陛下甚乐，而於群下甚苦。”帝默然，后遂为之稀出。
上军大将军曹真征朱然于江陵，毗行军师。还，封广平亭侯。帝欲大兴军征吴，毗谏曰：“吴、楚之民，险而难御，道隆后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内，夫不宾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称帝，子阳僣号，历年未几，或臣或诛。何则，违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无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夫庙算而后出军，犹临事而惧，况今庙算有阙而欲用之，臣诚未见其利也。先帝屡起锐师，临江而旋。今六军不增於故，而复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计，莫若脩范蠡之养民，法管仲之寄政，则充国之屯田，明仲尼之怀远；十年之中，强壮未老，童龀胜战，兆民知义，将士思奋，然后用之，则役不再举矣。“帝曰：“如卿意，更当以虏遗子孙邪？”毗对曰：“昔周文王以纣遗武王，唯知时也。苟时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吴，至江而还。
明帝即位，进封颍乡侯，邑三百户。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於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与往来。毗子敞谏曰：“今刘、孙用事，众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尘；不然必有谤言。”毗正色曰：“主上虽未称聪明，不为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未。就与刘、孙不平，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为公而毁其高节者邪”冗从仆射毕轨表言：“尚书仆射王思精勤旧吏，忠亮计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访放、资，放、资对曰：“陛下用思者，诚欲取其效力，不贵虚名也。毗实亮直，然性刚而专，圣虑所当深察也。”遂不用。出为卫尉。
帝方脩殿舍，百姓劳役，毗上疏曰：“窃闻诸葛亮讲武治兵，而孙权巿马辽东，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备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宫室大兴，加连年谷麦不收。诗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唯陛下为社稷计。”帝报曰：“二虏未灭而治宫室，直谏者立名之时也。夫王者之都，当及民劳兼办，使后世无所复增，是萧何为汉规摹之略也。今卿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归。”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台观，则见孟津。毗谏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损费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为害，而丘陵皆夷，将何以御之？”帝乃止。
青龙二年，诸葛亮率众出渭南。先是，大将军司马宣王数请与亮战，明帝终不听。是岁恐不能禁，乃以毗为大将军军师，使持节。六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亮卒，复还为卫尉。薨，谥曰肃侯。子敞嗣，咸熙中为河内太守。
杨阜字义山，天水冀人也。以州从事为牧韦端使诣许，拜安定长史。阜还，关右诸将问袁、曹胜败孰在，阜曰：“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长史非其好，遂去官。而端徵为太仆，其子康代为刺史，辟阜为别驾。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参军事。
马超之战败渭南也，走保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苏伯反河间，将引军东还。阜时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军还，不严为之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军还仓卒，为备不周。超率诸戎渠帅以击陇上郡县，陇上郡县皆应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尽兼陇右之众，而张鲁又遣大将杨昂以助之，凡万馀人，攻城。阜率国士大夫及宗族子弟胜兵者千馀人，使从弟岳於城上作偃月营，与超接战，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别驾阎温循水潜出求救，为超所杀，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计。阜流涕谏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义相励，有死无二；田单之守，不固於此也。弃垂成之功，陷不义之名，阜以死守之。”遂号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请和，开城门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杨昂杀刺史、太守。
阜内有报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顷之，阜以丧妻求葬假。阜外兄姜叙屯历城。阜少长叙家，见叙母及叙，说前在冀中时事，歔欷悲甚。叙曰：“何为乃尔？”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视息於天下！马超背父叛君，虐杀州将，岂独阜之忧责，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拥兵专制而无讨贼心，此赵盾所以书弑君也。超强而无义，多衅易图耳。”叙母慨然，敕叙从阜计。计定，外与乡人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武都人李俊、王灵结谋，定讨超约，使从弟谟至冀语岳，并结安定梁宽、南安赵衢、庞恭等。约誓既明，十七年九月，与叙起兵於卤城。超闻阜等兵起，自将出。而衢、宽等解岳，闭冀城门，讨超妻子。超袭历城，得叙母。叙母骂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杀君之桀贼，天地岂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视人乎！”超怒，杀之。阜与超战，身被五创，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张鲁。
陇右平定，太祖封讨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赐阜爵关内侯。阜让曰：“阜君存无扞难之功，君亡无死节之效，於义当绌，於法当诛；超又不死，无宜苟荷爵禄。”太祖报曰：“君与群贤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为美谈。子贡辞赏，仲尼谓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顺国命。姜叙之母，劝叙早发，明智乃尔，虽杨敞之妻盖不过此。贤哉，贤哉！良史记录，必不坠於地矣。
太祖征汉中，以阜为益州刺史。还，拜金城太守，未发，转武都太守。郡滨蜀汉，阜请依龚遂故事，安之而已。会刘备遣张飞、马超等从沮道趣下辩，而氐雷定等七部万馀落反应之。太祖遣都护曹洪御超等，超等退还。洪置酒大会，令女倡著罗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厉声责洪曰：“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何有於广坐之中裸女人形体！虽桀、纣之乱，不甚於此。”遂奋衣辞出。洪立罢女乐，请阜还坐，肃然惮焉。
及刘备取汉中以逼下辩，太祖以武都孤远，欲移之，恐吏民恋土。阜威信素著，前后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馀户，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负而随之。为政举大纲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问侍中刘晔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称阜有公辅之节。未及用，会帝崩。在郡十馀年，徵拜城门校尉。
阜常见明帝著绣衤冒，被缥绫半褎，阜问帝曰：“此於礼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见阜。
迁将作大匠。时初治宫室，发美女以充后庭，数出入弋猎。秋，大雨震电，多杀鸟雀。阜上疏曰：“臣闻明主在上，群下尽辞。尧、舜圣德，求非索谏；大禹勤功，务卑宫室；成汤遭旱，归咎责己；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汉文躬行节俭，身衣弋纟弟：此皆能昭令问，贻厥孙谋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开拓之大业，守文皇帝克终之元绪，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治，总观季世放荡之恶政。所谓善治者，务俭约、重民力也；所谓恶政者，从心恣欲，触情而发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灭，近览汉末之变，足以动心诫惧矣。曩使桓、灵不废高祖之法，文、景之恭俭，太祖虽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处斯尊哉？今吴、蜀未定，军旅在外，愿陛下动则三思，虑而后行，重慎出入，以往鉴来，言之若轻，成败甚重。顷者天雨，又多卒暴，雷电非常，至杀鸟雀。天地神明，以王者为子也，政有不当，则见灾谴。克己内讼，圣人所记。惟陛下虑患无形之外，慎萌纤微之初，法汉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顷所调送小女。远闻不令，宜为后图。诸所缮治，务从约节。书曰：'九族既睦，协和万国。'事思厥宜，以从中道，精心计谋，省息费用。吴、蜀以定，尔乃上安下乐，九亲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欢，尧舜其犹病诸。今宜开大信於天下，以安众庶，以示远人。”时雍丘王植怨於不齿，藩国至亲，法禁峻密，故阜又陈九族之义焉。诏报曰：“间得密表，先陈往古明王圣主，以讽闇政，切至之辞，款诚笃实。退思补过，将顺匡救，备至悉矣。览思苦言，吾甚嘉之。”
后迁少府。是时大司马曹真伐蜀，遇雨不进。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乌之符，而犹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鱼入舟，君臣变色。而动得吉瑞，犹尚忧惧，况有灾异而不战竦者哉？今吴、蜀未平，而天屡降变，陛下宜深有以专精应答，侧席而坐，思示远以德，绥迩以俭。间者诸军始进，便有天雨之患，稽阂山险，以积日矣。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以多，若有不继，必违本图。传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徒使六军困於山谷之间，进无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还师，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饥，宜发明诏损膳减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罢之。昔邵信臣为少府於无事之世，而奏罢浮食；今者军用不足，益宜节度。”帝即召诸军还。
后诏大议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议以为：“致治在於任贤，兴国在於务农。若舍贤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广开宫馆，高为台榭，以妨民务，此害农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竞作奇巧，以合上欲，此伤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为政不通治体，苟好烦苛，此乱民之甚者也。当今之急，宜去四甚，并诏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敦朴之士而选用之，此亦求贤之一端也。
阜又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帝闻而愈敬惮阜。
帝爱女淑，未期而夭，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庙洛阳，葬於南陵。将自临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备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从。
帝既新作许宫，又营洛阳宫殿观阁。阜上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圣帝明王，未有极宫室之高丽以彫弊百姓之财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纣为倾宫、鹿台，以丧其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其祸；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当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高高在上，实监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业，犹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台是侈是饰，必有颠覆危亡之祸。易曰：'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王者以天下为家，言丰屋之祸，至於家无人也。方今二虏合从，谋危宗庙，十万之军，东西奔赴，边境无一日之娱。农夫废业，民有饥色。陛下不以是为忧，而营作宫室，无有已时。使国亡而臣可以独存，臣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同之。孝经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臣虽驽怯，敢忘争臣之义？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将坠于地。使臣身死有补万一，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谨叩棺沐浴，伏俟重诛。”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笔诏答。每朝廷会议，阜常侃然以天下为己任。数谏争，不听，乃屡乞逊位，未许。会卒，家无馀财。孙豹嗣。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阳人，鲁高堂生后也。少为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为督邮。郡督军与悌争论，名悌而呵之。隆按剑叱督军曰：“昔鲁定见侮，仲尼历阶；赵弹秦筝，相如进缶。临臣名君，义之所讨也。”督军失色，悌惊起止之。后去吏，避地济南。
建安十八年，太祖召为丞相军议掾，后为历城侯徽文学，转为相。徽遭太祖丧，不哀，反游猎驰骋；隆以义正谏，甚得辅导之节。黄初中，为堂阳长，以选为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为明帝。以隆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帝初践阼，群臣或以为宜飨会，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为不宜为会，帝敬纳之。迁陈留太守。犊民酉牧，年七十馀，有至行，举为计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显焉。徵隆为散骑常侍，赐爵关内侯。
青龙中，大治殿舍，西取长安大钟。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仪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圣制，既铸大钱，又作大钟，单穆公谏而弗听，泠州鸠对而弗从，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记焉，以为永鉴。然今之小人，好说秦、汉之奢靡以荡圣心，求取亡国不度之器，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非所以兴礼乐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与卞兰从。帝以隆表授兰，使难隆曰：“兴衰在政，乐何为也？化之不明，岂钟之罪？”隆曰：“夫礼乐者，为治之大本也。故箫韶九成，凤皇来仪，雷鼓六变，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错，和之至也。新声发响，商辛以陨，大钟既铸，周景以弊，存亡之机，恒由斯作，安在废兴之不阶也？君举必书，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后？圣王乐闻其阙，故有箴规之道；忠臣愿竭其节，故有匪躬之义也。”帝称善。
迁侍中，犹领太史令。崇华殿灾，诏问隆：“此何咎？於礼，宁有祈禳之义乎？”隆对曰：“夫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也，惟率礼脩德，可以胜之。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苟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上天降鉴，故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谷生於朝，武丁有雊雉登於鼎，皆闻灾恐惧，侧身脩德，三年之后，远夷朝贡，故号曰中宗、高宗。此则前代之明鉴也。今案旧占，灾火之发，皆以台榭宫室为诫。然今宫室之所以充广者，实由宫人猥多之故。宜简择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罢省其馀。此则祖己之所以训高宗，高宗之所以享远号也。”诏问隆：“吾闻汉武帝时，柏梁灾，而大起宫殿以厌之，其义云何？”隆对曰：“臣闻西京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以厌火祥；乃夷越之巫所为，非圣贤之明训也。五行志曰：'柏梁灾，其后有江充巫蛊卫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无所厌也。孔子曰：'灾者脩类应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圣主睹灾责躬，退而脩德，以消复之。今宜罢散民役。宫室之制，务从约节，内足以待风雨，外足以讲礼仪。清埽所灾之处，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莆、嘉禾必生此地，以报陛下虔恭之德。岂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财！实非所以致符瑞而怀远人也。”帝遂复崇华殿，时郡国有九龙见，故改曰九龙殿。
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隆，对曰：“诗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今兴宫室，起陵霄阙，而鹊巢之，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无亲，惟与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虑。夏、商之季，皆继体也，不钦承上天之明命，惟谗谄是从，废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睹灾竦惧，祗承天戒，故其兴也勃焉。今若休罢百役，俭以足用，增崇德政，动遵帝则，除普天之所患，兴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岂惟殷宗转祸为福而已哉！臣备腹心，苟可以繁祉圣躬，安存社稷，臣虽灰身破族，犹生之年也。岂惮忤逆之灾，而令陛下不闻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动色。
是岁，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将营宫室，则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庙之制又未如礼，而崇饰居室，士民失业。外人咸云宫人之用，与兴戎军国之费，所尽略齐。民不堪命，皆有怨怒。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舆人作颂，则向以五福，民怒吁嗟，则威以六极，言天之赏罚，随民言，顺民心也。是以临政务在安民为先，然后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尝不然也。夫采椽卑宫，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风也；玉台琼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宫室，实违礼度，乃更建立九龙，华饰过前。天彗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爱陛下，是以发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郑重，欲必觉寤陛下；斯乃慈父恳切之训，宜崇孝子祗耸之礼，以率先先下，以昭示后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
时军国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迹垂统，必俟圣明，辅世匡治，亦须良佐，用能庶绩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风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风，回首面内，德教光熙，九服慕义，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务纠刑书，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礼乐，班叙明堂，修三雍、大射、养老，营建郊庙，尊儒士，举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恺悌，尚俭素，然后备礼封禅，归功天地，使雅颂之声盈于六合，缉熙之化混于后嗣。斯盖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贵业也。然九域之内，可揖让而治，尚何忧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犹棼丝，非政理也。可命群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为典式。”隆又以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故三春称王，明三统也。於是敷演旧章，奏而改焉。帝从其议，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从地正也。
迁光禄勋。帝愈增崇宫殿，彫饰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於芳林之园，建昭阳殿於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皇奇伟之兽，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阙。百役繁兴，作者万数，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辽东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没民物。隆上疏切谏曰：
盖“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然则士民者，乃国家之镇也；谷帛者，乃士民之命也。谷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劝农，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报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阳九厄运之会，洪水滔天，使鲧治之，绩用不成，乃举文命，随山刊木，前后历年二十二载。灾眚之甚，莫过於彼，力役之兴，莫久於此。尧、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勋，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无若时之急，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徒共供事役，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国有家者，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妪煦养育，故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劳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饥馑荐臻，无以卒岁；宜加愍恤，以救其困。
臣观在昔书籍所载，天人之际，未有不应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阴阳之逆顺，矜矜业业，惟恐有违。然后治道用兴，德与神符，灾异既发，惧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叶，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轨，不纳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变戒，未有不寻践祸难，至於颠覆者也。
天道既著，请以人道论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贞，各居其一。及其动也，交争于心。欲强质弱，则纵滥不禁；精诚不制，则放溢无极。夫情之所在，非好则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谷帛不立。情苟无极，则人不堪其劳，物不充其求。劳求并至，将起祸乱。故不割情，无以相供。仲尼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此观之，礼义之制，非苟拘分，将以远害而兴治也。
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据险乘流，跨有士众，僣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今若有人来告，权、禅并脩德政，复履清俭，轻省租赋，不治玩好，动咨耆贤，事遵礼度。陛下闻之，岂不惕然恶其如此，以为难卒讨灭，而为国忧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贼并为无道，崇侈无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赋，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闻之，岂不勃然忿其困我无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诛，其次，岂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难乎？苟如此，则可易心而度，事义之数亦不远矣。
且秦始皇不筑道德之基，而筑阿房之宫，不忧萧墙之变，而脩长城之役。当其君臣为此计也，亦欲立万世之业，使子孙长有天下，岂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倾覆哉？故臣以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将至於败，则弗为之矣。是以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后至於亡；贤圣之君自谓将亡，然后至於不亡。昔汉文帝称为贤主，躬行约俭，惠下养民，而贾谊方之，以为天下倒悬，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三。况今天下彫弊，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畜，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
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廪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此为官入兼多於旧，其所出与参少於昔。而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赋，前后相继。反而推之，凡此诸费，必有所在。且夫禄赐谷帛，人主所以惠养吏民而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废，是夺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礼，大府掌九赋之财，以给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后，乃以式贡之馀，供王玩好。又上用财，必考于司会。今陛下所与共坐廊庙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则台阁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无讳。若见丰省而不敢以告，从命奔走，惟恐不胜，是则具臣，非鲠辅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国以覆，斯亦灭族。是以史迁议其不正谏，而为世诫。
书奏，帝览焉，谓中书监、令曰：“观隆此奏，使朕惧哉！”
隆疾笃，口占上疏曰：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寝疾病，有增无损，常惧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诚，岂惟曾子，愿陛下少垂省览！涣然改往事之过谬，勃然兴来事之渊塞，使神人向应，殊方慕义，四灵效珍，玉衡曜精，则三王可迈，五帝可越，非徒继体守文而已也。
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绍尧、舜、汤、武之治，而蹈踵桀、纣、幽、厉之迹，莫不蚩笑季世惑乱亡国之主，而不登践虞、夏、殷、周之轨。悲夫！以若所为，求若所致，犹缘木求鱼，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寻观三代之有天下也，圣贤相承，历载数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万国咸宁，九有有截；鹿台之金，巨桥之粟，无所用之，仍旧南面，夫何为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谏，才足以饰非，谄谀是尚，台观是崇，淫乐是好，倡优是说，作靡靡之乐，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顾，宗国为墟，下夷子隶，纣县白旗，桀放条；天子之尊，汤、武有之，岂伊异人，皆明王之胄也。且当六国之时，天下殷炽，秦既兼之，不脩圣道，乃构阿房之宫，筑长城之守，矜夸中国，威服百蛮，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谓本枝百叶，永垂洪晖，岂寤二世而灭，社稷崩圮哉？近汉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内兴宫殿，十馀年间，天下嚣然。乃信越巫，怼天迁怒，起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卒致江充妖蛊之变，至於宫室乖离，父子相残，殃咎之毒，祸流数世。
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於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东迁，晋、郑是依，汉吕之乱，实赖朱虚，斯盖前代之明鉴。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叹，掇录授能。由此观之，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锺，气力稍微，辄自舆出，归还里舍，若遂沈沦，魂而有知，结草以报。
诏曰：“生廉追伯夷，直过史鱼，执心坚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禹以守节，疾笃而济愈。生其强饭专精以自持。”隆卒，遗令薄葬，敛以时服。
初，太和中，中护军蒋济上疏曰“宜遵古封禅”。诏曰：“闻济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寝历岁，后遂议脩之，使隆撰其礼仪。帝闻隆没，叹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子琛嗣爵。
始，景初中，帝以苏林、秦静等并老，恐无能传业者。乃诏曰：“昔先圣既没，而其遗言馀教，著於六艺。六艺之文，礼又为急，弗可斯须离者也。末俗背本，所由来久。故闵子讥原伯之不学，荀卿丑秦世之坑儒，儒学既废，则风化曷由兴哉？方今宿生巨儒，并各年高，教训之道，孰为其继？昔伏生将老，汉文帝嗣以晁错；谷梁寡畴，宣帝承以十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三十人，从光禄勋隆、散骑常侍林、博士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夏侯胜有言：'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学者有能究极经道，则爵禄荣宠，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数年，隆等皆卒，学者遂废。
初，任城栈潜，太祖世历县令，尝督守邺城。时文帝为太子，耽乐田猎，晨出夜还。潜谏曰：“王公设险以固其国，都城禁卫，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维城，无俾城坏。'又曰：'犹之未远，是用大谏。'若逸于游田，晨出昬归，以一日从禽之娱，而忘无垠之衅，愚窃惑之。”太子不悦，然自后游出差简。黄初中，文帝将立郭贵嫔为皇后，潜上疏谏，语在后妃传。明帝时，众役并兴，戚属疏斥，潜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树之君，所以覆焘群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为天子，裂土分疆匪为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济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赖之。三王既微，降逮于汉，治日益少，丧乱弘多，自时厥后，亦罔克乂。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乱，克复王纲，以开帝业。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践阼七载，每事未遑。陛下圣德，纂承洪绪，宜崇晏晏，与民休息。而方隅匪宁，征夫远戍，有事海外，县旌万里，六军骚动，水陆转运，百姓舍业，日费千金。大兴殿舍，功作万计，徂来之松，刊山穷谷，怪石珷玞，浮于河、淮。都圻之内，尽为甸服，当供槁秸铚粟之调，而为苑囿择禽之府，盛林莽之秽，丰鹿兔之薮；伤害农功，地繁茨棘，灾疫流行，民物大溃，上减和气，嘉禾不植。臣闻文王作丰，经始勿亟，百姓子来，不日而成。灵沼、灵囿，与民共之。今宫观崇侈，彫镂极妙，忘有虞之总期，思殷辛之琼室，禁地千里，举足投网，丽拟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尽，下不堪命也。昔秦据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号谥至万叶，而二世颠覆，愿为黔首，由枝幹既扤，本实先拔也。盖圣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勋亲；俊乂在官，则功业可隆，亲亲显用，则安危同忧；深根固本，并为幹翼，虽历盛衰，内外有辅。昔成王幼冲，未能莅政，周、吕、召、毕，并在左右；今既无卫侯、康叔之监，分陕所任，又非旦、奭。东宫未建，天下无副。愿陛下留心关塞，永保无极，则海内幸甚。”后为燕中尉，辞疾不就，卒。
评曰：辛毗、杨阜，刚亮公直，正谏匪躬，亚乎汲黯之高风焉。高堂隆学业，志在匡君，因变陈戒，发於恳诚，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谓意过其通者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