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容貌威武严肃，百官中觐见的人，见到他都会紧张得举止失常不知所措。太宗知道情况后，每当见到有人奏事时，总是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希望能够听到谏诤，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贞观初年，太宗曾对公卿们说：“人要照见自己，一定要有明镜；一国之主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一定要借助于忠臣。君主假如自以为圣明，臣下又不去纠正，要想国家不倾危败亡，能办得到吗？于是君主失掉他的国，臣下也不能独自保全他的家。至于像隋炀帝残暴淫虐，臣下都把嘴闭起来不讲话，最后终于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导致灭亡，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前事不远，你们今后每当看到事情有不利于百姓的，必须直言规劝谏诤。”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正直的君主任用了奸臣，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忠直的臣子侍奉昏庸的君主，也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只有正直的君主和忠直的大臣相处共事，如鱼得水，那么天下才可以平安无事。我虽然不算明君，幸亏你们多次匡正补救过失，希望凭借你们直言鲠议，以实现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回答说：“我听说木材弹上墨线就能锯得笔直，君主听从规谏就能成为圣明。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必须设诤臣七人，说的话如不被接受，就一个接一个地以死相谏。陛下开拓思路，采纳臣民忠言，我等处在不避忌讳的圣朝，实在愿意把愚昧之见都讲出来。”太宗称赞他说得好，下诏规定今后宰相入宫商量处理国家大事，必须让谏官跟着进来，听一听如何处理，有话敞开说，皇上一定虚心采纳。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明智的君主能时时反省自己的过失，并且不断加以改进，然而昏庸的君主总是力图掩饰自己的短处，蒙蔽视听。像隋炀帝，他自以为是，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又拒绝别人的意见，这样就再也没有人敢于直言不讳了。大臣虞世基不敢直言，或许这算不上什么大罪过。商代的时候，箕子假装发疯来保全自己，孔子还评价他仁义。后来隋炀帝被杀，虞世基难道就该一同去死吗？”杜如晦说：“君主身边有敢于直言的大臣辅佐，虽然自己治国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孔子曾经赞扬过忠臣史鱼，说：‘卫国的大夫史鱼真耿直啊，国家有道义的时候他直言进谏，国家失去道义了，他还以死相谏。’虞世基怎么能因为隋炀帝无道，不接受忠言，就闭口不提意见呢。他身居要职，却苟且偷生，不肯辞官隐退，这和箕子装疯离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过去晋惠帝的皇后贾后要废掉愍怀太子，司空张华非但不据理力争，反而阿谀顺应贾后，苟全性命。直到赵王伦起兵废掉贾后，派使者捉拿张华时，张华说：‘贾后废太子的时候，我不是不想阻止，只是怕贾后不会采纳我的意见。’使者说：‘太子没有罪却被废掉，你贵为三公，怎么不站出来说话？即使你的意见不被接受，你又为什么不辞退归隐呢？’张华无言以对，于是他被斩杀，株连三族。古人说得好：‘危难却不扶持，倾倒却不支撑，用这样的宰相有什么用呢？’所以君子虽然面临危难却依然能坚守节操。身居高位的张华既然不能成全自己的节操，而保全自己的性命，君臣之间的正常关系已经不复存在。同样虞世基身为宰相，在该进言的时候却保持沉默，他的确该死啊！”唐太宗听后很赞同杜如晦的观点，说：“你说得对。君主必须有忠臣辅佐，才能够自身平安，国家太平。隋炀帝难道不是因为身边没有忠臣，看不到自己的过失，才使得罪恶和灾祸越来越大而导致灭亡的吗？如果国君行为不当，臣下又不尽职，只知道阿谀奉承，苟全性命，凡事只知道说好，那么这样的君主就是昏庸的君主，臣子就是阿谀的臣子。君主昏庸，臣子阿谀，那么距离国家的灭亡就为期不远了。现在我要使朝廷君臣上下，恪尽职守，戮力同心，共同成就一番功业。你们一定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及时地指出并纠正我的过失，我们君臣之间切不可因为开诚布公，指出彼此的过错而相互误会和怨恨。”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司空裴寂说：“近来有人上书奏事，条数很多，我都贴到卧室的墙壁上，出入时看看想想。之所以要这么孜孜不倦，是想把臣下的想法都弄清楚。我每当一想到治国大事，有时要到三更以后才睡觉。我也希望你们用心不倦，以符合我的心意。”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自古以来，帝王大都由着自己的性子高兴或发怒。高兴的时候就胡乱赏赐，功过不分；发怒时就任意杀戮，是非不明。天下大乱，一般都是因为肆意妄为造成的。因此我非常警觉，无论白天黑夜，无不铭刻在心，希望各位大臣永远都能够对我的缺点大胆地提出批评。同时，你们也应当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切不可因为别人的意见和自己不一致就不承认、不采纳。如果一个人不接受别人的批评，那他又怎么能去批评别人呢？”
贞观六年，唐太宗因为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所奏的事很合心意，召见时对他们说：“我曾把从古以来臣子尽忠的事迹一一看过，如果遇到圣明的君主，自然就能够诚心规谏，但如像关龙逢、比干那样的处境，就不免身遭杀戮株连家人。做君主不容易，做臣子也难。我又听说龙可以驯养得听话，但喉下有逆鳞。你们就敢于犯逆鳞，各自进上奏书。常能这样，我难道还怕宗庙社稷会倾覆！每想到你们一片忠心，一刻也不能忘怀，所以设宴共享欢乐。”还给每人赏赐了数量不等的绢。
太常卿韦挺曾经上书唐太宗，指出他治理国家的功劳与过失。太宗写了一道诏书送给他说：“你所呈上的意见极其珍贵，里面的言辞和道理都值得称道，我对此感到十分欣慰。春秋时齐国发生内乱，管仲的箭曾射中齐桓公；晋国蒲城的争斗，勃鞮曾用剑斩断晋文公的衣袖。但齐桓公重用管仲，没有猜疑；晋文公对待勃鞮仍一视同仁，没有什么差别。这是臣子心怀坦诚，为他们的君主效劳。你的忠诚，从行文中就可以看出来。如果你能一直像这样实事求是，刚正不阿，那么你的好名声就可以永远保全了。如果你在这方面懈怠了，那将是多么可惜呀。我希望你能自始至终地做后人的表率。这可以使后来的人看今天所发生的事，就像今天的人看古代所发生的事一样，这难道不是很好吗？我过去没有听说过我所犯下了哪些过错，也没看见我所做过的一切事中存在哪些缺陷，这些功绩都是依靠你们这些忠信、诚实的人的结果。你们不断地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用来告诫提醒我，丰富我治国的思想，如果仅仅依靠我个人的能力，哪里值得一提呢！”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当无事静坐，就自我反省。常常害怕对上不能使上天称心如意，对下被百姓所怨恨。只想得到正直忠诚的人匡救劝谏，好让我的视听能和外边相通，使下面没有积怨。此外近来见到来奏事的人，常显得心怀恐惧，连讲话也变得语无伦次。平时奏事，情况尚且如此，何况要折面谏诤，必然害怕触犯逆鳞。所以每当有人谏诤时，纵然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见怪。假如立刻发怒斥责，恐怕人人心怀恐惧，岂敢再说话！”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魏徵：“近来朝臣都不议论政事，这是为什么？”魏徵回答说：“陛下虚心纳谏，本来应当有话说。然而古人说过：‘不被信任的人劝谏，会被认为是毁谤自己；已被信任而不劝谏，就叫做尸禄。’但是人的才能气度，各有不同：胆小怕事的人，心存忠直而不能进谏；被疏远的人，怕不信任而无法进谏；贪恋禄位的人，怕不利于自身而不敢进谏。所以大家沉默不言，应付着混日子。”太宗说：“这些现象确实像你所说。我常想，人臣要劝谏，动辄害怕有死亡之祸，这和赴鼎镬被烹杀、冒刀剑被斩杀又有什么两样？因此忠贞的臣子，并非不想竭尽忠诚，竭尽忠诚实在太难了。所以夏禹听了好的意见要拜谢，岂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如今敞开胸怀，接受谏诤，你们无须因为害怕而不敢把想说的话说出口。”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能正确对待自己的人是明智的，但要做到实在困难。这像会写作的文士、有技巧的工匠，都自夸自己有本领，别人比不上。如果遇上著名的文士、工匠来评量指责，杂乱无章的文辞和拙劣的技艺就会显现出来。这样说来，君主须有匡救谏诤的臣子，来指出过错。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事情，若单靠一个人来了解判断，即使再辛苦劳累，怎能把每件事都处理得尽善尽美呢？我常想念魏徵遇到问题时随事谏诤匡正，多次切中我的过失，这好像用明镜来照形体，美与丑都会显现出来。”因而举起杯子给房玄龄等几位敬酒，勉励他们也应这样做。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从前虞舜制作漆器，夏禹雕饰祭器，当时劝谏的有十多人。饮食器皿一类的小事，何必苦谏？”褚遂良回答说：“从事精雕细琢会妨害农耕，编织五颜六色的彩带会妨碍妇女的正常事务。首创奢侈淫逸，就是危亡的开端。有了漆器不满足，必然要用黄金来做。有了金器还不满足，必然要用玉石来做。所以谏诤之臣必须在事情的开端就进谏，等到已做完再劝谏也不起作用了。”太宗说：“你讲得很对，我所做的事情，如有不当，不论是在刚开始，或者是将做完，都应当及时进谏。近来我翻阅前朝史书的记载，有时臣下进谏，君主就回答说‘已经做了’，或者说‘已经同意做了’，终究不肯停止改正。这样下去危亡的灾祸在一反手之间就会到来。”
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尝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为深罪。昔箕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称其仁。及炀帝被杀，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对曰：“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世基岂得以炀帝无道，不纳谏诤，遂杜口无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辞职请退，则与箕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晋惠帝贾后将废愍怀太子，司空张华竟不能苦争，阿意苟免。及赵王伦举兵废后，遣使收华，华曰：‘将废太子日，非是无言，当时不被纳用。’其使曰：‘公为三公，太子无罪被废，言既不从，何不引身而退？’华无辞以答，遂斩之，夷其三族。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故‘君子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张华既抗直不能成节，逊言不足全身，王臣之节固已坠矣。虞世基位居宰辅，在得言之地，竟无一言谏诤，诚亦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炀帝岂不以下无忠臣，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灭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
贞观三年，太宗谓司空裴寂曰：“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朕怀也。”
贞观五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贞观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称旨，召而谓曰：“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至如龙逄、比干，不免孥戮。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宗社之倾败！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暂忘，故设宴为乐。”仍赐绢有差。
太常卿韦挺尝上疏陈得失，太宗赐书曰：“所上意见，极是谠言，辞理可观，甚以为慰。昔齐境之难，夷吾有射钩之罪，蒲城之役，勃鞮为斩袂之仇，而小白不以为疑，重耳待之若旧。岂非各吠非主，志在无二。卿之深诚，见于斯矣。若能克全此节，则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励终始，垂范将来，当使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不亦美乎？朕比不闻其过，未睹其阙，赖竭忠恳，数进嘉言，用沃朕怀，一何可道！”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慑，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征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征对曰：“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 怀禄之人， 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太宗曰：“诚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
贞观十七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者十有余人。食器之间，何须苦谏？”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比见前史，或有人臣谏事，遂答云‘业已为之’，或道‘业已许之’，竟不为停改。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