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韩家奴，字休坚，涅剌部人，中书令萧安抟之孙。少年时好学，成年后到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晓辽、汉文字。统和十四年(996)开始出任官职。家中有一头牛，不听使唤，其奴仆得到好价钱将它卖了。韩家奴说：“自己得利，让别人受害，我不能这么做。”便退了钱取回了牛。
二十八年(1010)，为右通进，主管南京栗园。重熙初年，同知三司使事。四年(1035)，迁天成军节度使，徙为彰愍宫使。皇上跟他交谈，觉得他有才，让他做个诗友。曾经从容地问他“：你在京外做官有特别的见闻吗？”韩家奴说“：臣仅仅只知炒栗子：小的熟了，那么大的一定是生的；大的熟了，则小的一定焦了。要让大栗小栗都熟，这才是尽善尽美。别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曾掌管栗园，所以借炒栗之事讽谏。皇上大笑。诏令做《四时逸乐赋》，皇上夸奖他做的好。
当时诏令天下陈说治国之道的关键，制问：“徭役不曾比从前增加，征伐之事也不常有，谷子丰收了，府库仓廪也充实了，然而百姓受到重重困扰，难道是做官的怠慢疏忽，做百姓的懒惰吗？现在的徭役哪一种最重？哪一种尤其烦苦？将哪一项减省则能得益？用什么办法可以恢复补役之法？用什么办法可以防止盗贼的蠹害？”韩家奴回答说：
“臣伏见近年以来，高丽不曾宾服，阻卜仍然强大，备战防守之举，实在不能停止。前者选派富民防边，自备粮草。道路甚远，又多险阻，动辄积年累月；等到到达屯所，费用已用去过半；一头牛一驾车，只见人去，很少有回来的。没有男丁的家庭，要用两倍的耗费去雇人租车，人们都害怕劳苦，半途逃亡，所以戍卒的军粮多数不能得到供应。向人借贷，那么要附加的利息之高，以至于有卖儿子、割让田地而不能偿还者。有的逃役不回，有的在军中死去，那么就以少壮之人补充。在鸭绿江以东，戍役情况大抵如此。况且又有渤海、女真、高丽的合纵连横，以至于不时要去征讨。富家从军，贫穷的人当探子。加上又有水灾旱灾，大豆和谷子歉收，百姓因此日益困苦。这大概要算是外部条件造成他们这样的了。
“当今最重之役，无过于西戍。如果没有西戍，即使遇上不好的年成，百姓之贫困凋敝也不至于如此。如果能将西戍驻所稍稍移近，那么往来不再劳顿，百姓也就没有过于深重的痛苦。有人说迁西戍不方便：一是自损威名，二是招致侵凌侮辱，三是得放弃农耕放牧之地。我认为不是这样。阻卜各部，自古就有。早先北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众人多是散居，未能统一，只是往来抢劫。待到太祖西征，直到流沙，阻卜见势纷纷降附，西域各国也愿意前来朝贡。于是离散其种群部落，于内置三部，以增益我国，不造城邑，不设戍兵，阻卜累世不敢侵扰。统和年间，皇太妃出师西域，开拓疆土甚远，降附的人也多。这以后如果一部反叛，邻部讨伐之，使得互相制约，正得驾驭远人之良法。及至建可敦城，开拓疆土数千里，西北的百姓，徭役一天比一天增多，生计产业日益穷乏。有警报急事已不能相救，叛服不常的现象就出现了。空有土地广漠之名，而没有得地之实惠。如果贪恋土地而无止境，渐渐便会空耗人力物力，其危害真是不敢想象。况且边关之实情不值得过分仰赖，又不能一下子飞渡至彼。得到它算不上得到了好处，舍弃它也说不上损失了什么。国家之大敌，独在于南方。现在尽管与之讲和，难保将来。如果南方有变故，屯戍之所过于遥远，仓猝间难以赶去增援。我进则敌退，我收兵则敌又来，不可不虑。现下太平已久，正可以恩义交结诸部，释免其罪，退还其地，将戍兵内徙以增强堡垒屏障，对外申明规约以稳定疆界。每部各立一酋长，使每年修治职贡。反叛则讨伐之，顺服则慰抚之。诸部安定之后，必然不会生事。这样的话，则我尽管不能保证他们长期不出变乱，然而知道他们一定不会深入我内地来侵扰掠夺。有人说，弃地就会损威。殊不知耗尽钱财，贪求得到无用之土地，造成对方一个小部落就能与我大国相抗衡，万一作战获败，那损威还会浅吗？又有人说，肥沃之土不可轻易放弃，臣以为土地尽管肥沃，而百姓不能长期居住，一旦敌人来了，则免不了还要向内迁徙，怎么能就把它定为我国的土地而怜惜不舍呢？
“大凡金库粮仓，尽管各部都有，这只不过是在有限范围内权且周济部民的小恩惠，并不能同时救济天下。如要同时周济天下，那么应该了解百姓困苦之原由，从而堵塞这些漏洞。节制娱乐游逸，简省驿传数目，减轻赋敛，力戒奢侈。以数年相期，则困苦无赖之人可望过得顺当，贫穷的人可望变富。大抵百姓乃是国之根本，军队乃是国之卫士。兵不加征发则荒废了军役，征发则又有损国本。况且各部均有补役之法。从前补役法初行时，居家者、出征者一样都能富贵，所以累世从军戍守，易于加以替换。近年边境发生变乱，百姓大多贫乏，已不能忍受役事，则随时补员随时逃役以致最终缺员。假如没有上等户，则由中等户承担之。旷日持久，经年累月，剩下的人是越来越贫穷，所以取贫代富十分困难。不仅补役如此，在边之戍兵也是这样。好比一捧土，岂能填平寻丈之深壑！要想做到长久的便利，不如使在远方戍守的疲兵都回到故乡，减轻其徭役，使人人自给自足，则补役之法可以恢复如常。
“我又听说，自古以来统治国家的人，都不能做到国中没有盗贼。近年以来，众生凋敝，行抢劫偷盗之事却很方便，良民往往变为凶人暴徒。更有甚者杀人无忌，甚至亡命于山泽之中，倡导肇乱，祸及百姓。所谓百姓因为穷困，都变成了盗贼，这正如皇上所担心的。现在要想铲除盗根，希望陛下轻徭省役，使百姓专事农耕。衣食既已充足，安适、习惯于礼义教化，从而不轻于犯法，那么百姓对于礼义趋之若鹜，刑罚很少有机会动用了。我听说唐太宗向群臣请问治盗之方，都说：‘严刑峻法。’太宗笑着说：‘盗贼之所以滋生，是因为无限制地征收赋税，以致民不聊生。现在我在内节制嗜欲，在外停止巡游，使天下安静，那么盗贼自然就没有了。’由此看来，盗贼之寡多，都是因为衣食之丰俭、徭役之轻重不同所致。
“现在应该迁可敦城于近地，与西南副都部署乌古敌烈、隗乌古等部互相声援、连接。撤销黑岭二军，合并开、保二州，使一概隶于东京；增加东北戍军及南京总管兵。增修壁垒，使..望台与尉所相望，修缮楼橹，整治城隍，以为边防之用。以上乃是当今之急务，请陛下裁定。”
提升为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又下诏晓谕之：“文辞之职，乃是国家之荣耀，非才子不得担任。以你的文才学识，堪称一时大儒，所以我将翰林之职授予你。我的起居状况，都要据实记录。”从此日见亲信，每当入内侍候，都要侍坐。遇到节庆之日，皇上同他一起饮酒赋诗，相互敬酒，君臣之互相投合为人所不及。韩家奴知无不言，即使是诙谐戏谑之言，也不忘做规劝讽谏之语。
十三年(1044)春，上疏请依照唐之旧制，追尊夷离堇湖烈以下四代祖先为皇帝，奏疏上达，皇上加以采纳，开始实行追册玄、德二祖之礼。
韩家奴每次见到皇上出猎，没有一次不加以劝谏的。适逢有司上奏，皇上狩猎于秋山，熊、虎致伤致死数十人。韩家奴将此事记于史册上。皇上见到，命他去掉。韩家奴出宫之后，又记了下来。后来一日，皇上见到了，说“：史笔就该是这样。”皇上问韩家奴“：我们国家创业以来谁可以算是贤主？”韩家奴回答说是穆宗。皇上奇怪，问：“穆宗贪酒，喜怒无常，将人命视如草芥，你为什么说他贤明呢？”韩家奴回答说：“穆宗尽管暴虐，但能减省徭役，减轻赋税，人人都过得很快乐。总计穆宗一朝，无罪而被杀的，还没有超过现在秋山田猎的死伤之数。所以我就认为穆宗贤明了。”皇上无言以对。
诏令与耶律庶成一道编撰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之史事，合为二十卷，进呈之。十五年(1046)，又下诏说：“古时治天下者，申明礼仪，肃正法度。我朝兴国以来，世世有完美之德，尽管国内外仰慕归化，然而礼书未成，无法垂示后代。你可跟庶成一道参照古今加以斟酌取舍，制定礼典。事理如果有疑问，就与北院、南院一同探讨。”韩家奴受诏之后，广泛考证经书典籍，自天子以至于常人，质朴或者典雅之制度可流行于世，又不与古制相违背者，撰成为三卷，进呈之。又诏令翻译诸书，韩家奴希望皇上能了解古今成败之迹，译出《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
当时皇帝因他年老，不能胜任朝拜之事，拜为归德军节度使。以善于治理著称。皇上派使者慰问他，韩家奴上表称谢。召修国史，卒，年七十二岁。有《六义集》十二卷行于世。
◎文学上
○萧韩家奴 李澣
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骁崇儒之美。但其风气刚劲，三面邻敌，岁时以蒐浯为务，而典章文物，视古犹阙。然二百年之业，非数君子为之综理，则后世恶所考述哉？作《文学传》。
萧韩家奴，字休坚，涅剌部人，中书令安抟之孙。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统和十四年始仕。家有一牛，不任驱策，其奴得善价鬻之。韩家奴曰：“利己误人，非吾所欲。”乃归直取牛。二十八年，为右通进，典南京栗园。重熙初，同知三司使事。四年，迁天成军节度使，徙彰愍宫使。帝与语，才之，命为诗友。尝从容问曰：“卿居外有异闻乎？”韩家奴对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则大者必生；大者熟，则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为尽美。不知其他。”盖尝掌栗园，故托栗以讽谏。帝大笑。诏作《四时逸乐赋》，帝称善。
时诏天下言治道之要，制问：“徭役不加于旧，征伐亦不常有，年谷既登，帑廪既实，而民重困，岂为吏者慢、为民者惰欤？今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何所蠲省则为便益？补役之法何可以复？盗贼之何害可以止？”韩家奴对曰：
臣伏见比年以来，高丽未宾，阻卜犹强，战守之备，诚不容已。乃者选富民防边，自备粮糗。道路修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只牛单毂，鲜有还者。其无丁之家，倍直佣僦，人惮其劳，半途亡窜，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偿者。或逋役不归，在军物故，则复补以少壮。其鸭渌江之东，戍役大率如此。况渤海、女直、高丽合从连衡，不时征讨。富者从军，贫者侦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盖势使之然也。
方今最重之役，无过西戍。如无西戍，虽遇凶年，困弊不至于此。若能徙西戍稍近，则往来不劳，民无深患。议者谓徙之非便：一则损威名，二则召侵侮，三则弃耕牧之地。臣谓不然。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时北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壹，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为寇。统和间，王太妃出师西域，拓土既远，降附亦众。自后一部或叛，邻部讨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驭远人之道。及城可敦，开境数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业日殚。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复不恒。空有广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若贪土不已，渐至虚耗，其患有不胜言者。况边情不可深信，亦不可顿绝。得不为益，舍不为损。国家大敌，惟在南方。今虽连和，难保他日。若南方有变，屯戍辽邈，卒难赴援。我进则敌退，我还则敌来，不可不虑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结诸部，释罪而归地，内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约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长，岁修职贡。叛则讨之，服则抚之。诸部既安，必不生衅。如是，则臣虽不能保其久而无变，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云弃地则损威，殊不知殚费竭财，以贪无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国，万一有败，损威岂浅？或又云，沃壤不可遽弃。臣以为土虽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敌来，则不免内徙，岂可指为吾土而惜之？
夫帑廪虽随部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济天下。如欲均济天下，则当知民困之由，而窒其隙。节盘游，简驿传，薄赋敛，戒奢侈。期以数年，则困者可苏，贫者可富矣。盖民者国之本，兵者国之卫。兵不调则旷军役，调之则损国本。且诸部皆有补役之法。昔补役始行，居者行者，类皆富实，故累世从戍，易为更代。近岁边虞数起，民多匮乏，既不任役事，随补随缺。苟无上户，则中户当之。旷日弥年，其穷益甚，所以取代为艰也。非惟补役如此，在边戍 兵亦然。譬如一杯之土，岂能填寻丈之壑！欲为长久之便，莫若使远戍疲兵还于故乡，薄其徭役，使人人给足，则补役之道可以复故也。
臣又闻，自昔有国家者，不能无盗。比年以来，群黎凋弊，利于剽窃，良民往往化为凶暴。甚者杀人无忌，至有亡命山泽，基乱首祸。所谓民以困穷，皆为盗贼者，诚如圣虑。今欲芟夷本根，愿陛下轻徭省役，使民务农。衣食既足，安习教化，而重犯法，则民趋礼义，刑罚罕用矣。臣闻唐太宗问群臣治盗之方，皆曰：“严刑峻法。”太宗笑曰：“寇盗所以滋者，由赋敛无度，民不聊生。今朕内省嗜欲，外罢游幸，使海内安静，则寇盗自止。”由此观之，寇盗多寡，皆由衣食丰俭，徭役重轻耳。
今宜徙可敦城于近地，与西南副都部署乌古敌烈、隗乌古等部声援相接。罢黑岭二军，并开、保州，皆隶东京。益东北戍军及南京总管兵。增修壁垒，候尉相望，缮完楼橹，浚治城隍，以为边防。此方今之急务也，愿陛下裁之。
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仍诏谕之曰：“文章之职，国之光华，非才不用。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朕之起居，悉以实录。”自是日见亲信，每入侍，赐坐。遇胜日，帝与饮酒赋诗，以相酬酢，君臣相得无比。韩家奴知无不言，虽谐谑不忘规讽。
十三年春，上疏曰：“臣闻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祚中绝。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称。臣以为三皇礼文未备，正与遥辇氏同。后世之君以礼乐治天下，而崇本追远之义兴焉。近者唐高祖创立先庙，尊四世为帝。昔我太祖代遥辇即位，乃制文字，修礼法，建天皇帝名号，制宫室以示威服，兴利除害，混一海内。厥后累圣相承，自夷离堇湖烈以下，大号未加，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犹以名呼。臣以为宜依唐典，追崇四祖为皇帝，则陛下弘业有光，坠典复举矣。”疏奏，帝纳之，始行追册玄、德二祖之礼。
韩家奴每见帝猎，未尝不谏。会有司奏猎秋山，熊虎伤死数十人，韩家奴书于册。帝见，命去之。韩家奴既出，复书。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帝问韩家奴：“我国家创业以来，孰为贤主？”韩家奴以穆宗对。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视人犹草芥，卿何谓贤？”韩家奴对曰：“穆宗虽暴虐，省徭轻赋，人乐其生。终穆之世，无罪被戮，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臣故以穆宗为贤。”帝默然。
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十五年，复诏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礼义，正法度。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向化，然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卿可与庶成酌古准今，制为礼典。事或有疑，与北、南院同议。”韩家奴既被诏，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缪于古者，撰成三卷，进之。又诏译诸书，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时帝以其老，不任朝谒，拜归德军节度使。以善治闻。帝遣使问劳，韩家奴表谢。召修国史，卒，年七十二。有《六义集》十二卷行于世。
李澣，初仕晋为中书舍人。晋亡归辽，当太宗崩、世宗立，恟涣不定，澣与高勋等十余人羁留南京。久之，从归上京，授翰林学士。穆宗即位，累迁工部侍郎。时澣兄涛在汴为翰林学士，密遣人召澣。澣得书，托求医南京，易服夜出，欲遁归汴。至涿，为徼巡者所得，送之南京，下吏。澣伺狱吏熟寝，以衣带自经；不死，防之愈严。械赴上京，自投潢河中流，为铁索牵掣，又不死。及抵上京，帝欲杀之。时高勋已为枢密使，救止之。屡言于上曰：“澣本非负恩，以母年八十，急于省觐致罪。且澣富于文学，方今少有伦比，若留掌词命，可以增光国体。”帝怒稍解，仍令禁锢于奉国寺，凡六年，艰苦万状。会上欲建《太宗功德碑》，高勋奏曰：“非李澣无可秉笔者。”诏从之。文成以进，上悦，释囚。寻加礼部尚书，宣政殿学士，卒。
论曰：统和、重熙之间，务修文治，而韩家奴对策，落落累数百言，概可施诸行事，亦辽之晁、贾哉。李澣虽以词章见称，而其进退不足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