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小雅、大雅、颂，是诗理的极至，颂是这“四始”的最后一项。“颂”的意思就是形容状貌，就是通过形容状貌来赞美盛德。从前帝喾时期，咸黑曾作颂扬功德的《九韶》等。从《诗经·商颂》以后，创作“颂”的方法就已经成熟了。能感化整个诸侯国的诗歌叫做“风”，能影响整个大国的诗歌叫做“雅”，形容当世的国家风貌来赞美当代功德的叫做“颂”。“风”和“雅”通常是写人记事，所以有“正风”、“正雅”和“变风”、“变雅”；“颂”是用来禀告神明的，内容必须纯正美善。鲁国因颂扬周公之功而编成《鲁颂》，宋国因祭祀祖先而辑录《商颂》。这都是用于宗庙的雅正乐歌，不是宴会上常用的歌咏。《周颂》中的《时迈》一篇，是周公亲自写作的；这篇贤人写成的颂，为后人留下了典范。每个老百姓都有自己的思想，表达其思想的口是堵塞不住的。春秋时晋国民众用“原田每每”来赞美晋军，鲁国人用“麛裘而韡”来讽刺孔子，这些都是说而不是唱，以简短的话来进行讽刺。左邱明和孔顺，都把这种话当做“诵”来记载。这是有了变化的不正规的颂；颂本来是用以告神的，这种变化已渐渐用于人事了。到了屈原的《橘颂》，内容和文采都很美好，它用相似的东西来寄托情意，又把“颂”的内容推广到细小的事物了。
秦始皇时代的石刻，都是为了称颂秦始皇的功德。即使汉代的惠帝和景帝时期，也有描述形容的颂产生。所以，颂的写作是一代一代地相继不断了。如扬雄表彰赵充国的《赵充国颂》，班固歌颂窦融的《安丰戴侯颂》，傅毅赞美汉明帝的《显宗颂》，史岑称述邓后的《和熹邓后颂》，有的学习《周颂》，有的模仿《鲁颂》或《商颂》。这些作品虽然深浅不同，详略各异，但它们赞美功德、显扬形容，其基本法则是一致的。至于班固所写《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傅毅所写《西征颂》，就是将颂写成了散文，由于过分的褒奖而违反了“颂”的正常体制！马融的《广成颂》和《上林颂》，有“雅”的用意却写得很像赋，为什么如此玩弄文词而远离“颂”的特点呢！还有崔瑗的《南阳文学颂》，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颂》，序文写得很好，而精简了“颂”本身的篇幅。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对颂这一文章体裁做了深刻的品评，但其中说在颂的作品中“杂有一些风、雅的内容”，而不弄清其根本意义，这不过是徒然声张一些不合史记的议论，和古代对于铸剑可黄铜白锡相杂的谬论差不多。到了魏晋时期的杂颂，很少有打破传统的文章格局。曹植的作品，以《皇太子生颂》为代表；陆机的作品，只有《汉高祖功臣颂》较突出。不过，他们的作品中褒扬和贬抑混杂在一起，这就是魏晋时期颂的演化。
“颂”的创作，内容要典雅，辞藻要华美。描写虽然近似赋，但不流于过分华靡的境地；严肃庄重有如“铭”，但又和“铭”的规劝警戒意义不同。颂是本着颂扬的基本要求来敷陈文采，从广义的意义上来确立内容。至于细致巧妙的描写，也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变通。颂的写作，大致就是这样了。
“赞”的意思就是说明，就是辅助。相传从前虞舜时的祭祀，很重视乐官的赞辞，那就是歌唱之前要作说明的辞句。至于益帮助禹的话，伊陟向巫咸所作的说明，都是讲明事情，用语气帮助言辞。所以，汉代设置鸿胪官，他在各种典礼上呼喊礼拜的话就是“赞”：这些都是古代留传下来口头上讲的“赞”。到司马相如进行写作，才在《荆轲论》中对荆轲进行了赞美。后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便借赞辞来进行褒扬或批评：那是用简要的文辞加以总结，用颂的体裁而加以议论；《史记》和《汉书》的最后，又各有一篇《太史公自序》和《叙传》作一总评，它和“赞”的名称是相同的。可是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却把这种“赞”误称为“述”，那就差得很远了。后来郭璞注《尔雅》，在《尔雅图赞》中，无论是动物植物都写了“赞”，内容兼有褒扬和贬抑。这和上面所说魏晋以后的颂一样，也是赞体发生变化之后的作品。
“赞”原本的意义是人对事物的嘉奖，所以古代流传下来的“赞”篇幅很小，文体上必须由四言的句子构成，大约有十到二十句，需要作者极其简明地讲完并终结全文。“赞”这一文体的写作要点就在于此。“赞”虽然传承久远，但使用并不广泛，从大致分类而言，它可以算作“颂”的一个支派。
总结：
形容美德写成颂，赞扬功业写成赞；描绘形容和组成声韵，使文辞清晰而鲜明。
这样的颂或赞，虽然年代久远，它的美好却像清晨一样美丽。后世用颂赞来品评平常事物，往往就是炫耀辞采来作游戏了。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备。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直言不咏，短辞以讽，丘明子顺，并谓为诵，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乃覃及细物矣。
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駉》、《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又崔瑗《文学》，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挚虞品藻，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及魏晋杂颂，鲜有出辙。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
原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巧曲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
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胪，以唱言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及景纯注《雅》，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
然本其为义，事在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词。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
赞曰∶
容体底颂，勋业垂赞。镂影攡声，文理有烂。
年积愈远，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辞作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