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交替推移的变化发展，质朴和华丽的文风也跟着变化。古往今来的写作情况和道理，大概还可以论述一下吧？从前在唐尧时期，恩德隆盛，教化普及；所以者百姓做了《击壤歌》，儿童们也唱了《康衢谣》。接着是虞舜时期，政治昌明，百姓安闲；于是舜写了《南风歌》，群臣也和他同唱了《卿云歌》。这些作品为什么给人非常美好的感觉呢？就是因为大家心情舒畅，所以诗歌音调也是安乐的。到夏禹治理好国土，各项工作都走上轨道，所以产生了歌颂的作品。商汤英明严肃，因而出现了《诗经·商颂》里的《那》诗。后来周文王恩德隆盛，这时《周南》中的诗篇，体现了当时作者勤劳而无怨言的思想；文王以前，太王的教化很淳厚，所以《豳风》里的诗歌表达了作者快乐而不过分的心情。但是后来厉王、幽王时期政治黑暗，因而《大雅》里的《板》、《荡》等诗充满愤怒；平王时，周室渐渐衰落，于是出现了情调悲哀的《王风·黍离》。这些歌谣写作的道理，是和时代一起演变的；时代像风一样在上边刮着，文学就像波浪一样在下边跟着震动。
春秋以后，列国群雄互相争战；儒家经典不被重视，诸子百家风起云涌地出现了。这时韩、魏诸国使用武力争夺胜负，燕赵诸国相信权谋；而秦国对于韩非所谓五种害国的蛀虫，商鞅所说六种害国的虱子，都控制得很严格。只有齐、楚两国还颇有文化学术：齐国准备了大公馆，楚国扩大了兰台宫，来款待贤人；孟子到齐国去做贵宾，荀子到楚国去做兰陵令；所以齐国的稷下就传开优良的风气，楚国的兰陵也形成美好的习俗；邹衍以谈天称著，驺奭以文才驰名，屈原的诗篇更可媲美日月，宋玉的文采也美如风云。从文采上看他们美好的言论和著作，简直超过了《诗经》；可见他们光芒四射的幻想，来自这时纵横驰骋的不平凡的风气。
到汉朝，时间处在秦始皇焚书后，汉高祖崇尚武功，戏弄儒生，怠慢学者。虽然国家礼制律法已开始创作，但还没来得及整理研究《诗经》《尚书》这些典籍，尽管如此，但汉高祖的《大风歌》和《鸿鹄歌》，也称得上是天才之作。汉高祖的尚武爱好影响到孝惠帝，直到汉文帝、汉景帝，经学才稍微兴起，但文人仍得不到重用，这点看看贾谊遭到排斥贬抑，邹阳枚乘地位低下久不得志，就能明白。到了汉武帝，开始尊崇儒家学说，并用华丽文采粉饰鸿大功绩，于是制礼作乐，光辉争相放映，文辞与华藻竞相纷驰。汉武帝曾在柏梁台席宴与群臣联句做《柏梁诗》，在黄河堤坝作忧民的《金堤咏》，还用安稳舒适的蒲轮车征聘枚乘，给主父偃以鼎食高官礼遇，因为公孙弘的对策好，就提拔他加以任用，倪宽写的奏章文采非同一般，因此受到赞叹，贫穷以卖柴为生的朱买臣，被重用得以穿上官服锦衣，生活窘迫只能在酒馆洗杯碗的司马相如，披上皇家绣袍担任使节，于是这个时期，司马迁、吾丘寿王这些人，严安、终军、枚皋一类人，有的回应问题确实想法灵变，有的文章写得很多，其风流文采也遗传下来，文学氛围没有比那时更兴盛的了。经过汉昭帝到汉宣帝，确实继承了汉武帝的事业，群儒学者在石渠阁展开经学辩论，文士们在文会从容讨论，既聚集了众多具有辞赋创作天赋的杰出人才，又发出了贬低辞赋尊重经书的高论。这时，像王褒这些有文才的人，凭着文采能等到皇帝诏令得到高官厚禄。从汉元帝到汉成帝，很重视收集整理图书典籍，赞美像温润珠玉的美好言辞，这为文人扫清了通向金马门的道路，因此扬雄在上千首篇赋中极尽心思，刘向整理校订的六经，很是精心到家。自从汉武帝开始重视辞赋写作起，到汉成帝、汉哀帝，虽然历史发展经历百余年，文人辞赋创作变化很多，然而从总体趋势来看，还是继承了《楚辞》传统，屈原留下的深远影响，在这些作品中都能看到。
到了哀帝平帝的时候，汉朝已经开始趋向衰微没落，光武帝重建东汉王朝；他只惦记着谁能得天下的预言，却不关心文学艺术。但是杜笃因诔文做得好就减免刑罚，班彪因起草奏文被赏识而做了县令；可见光武帝虽然没有广泛搜罗文士，但也没有完全不理会。到明帝、章帝两朝，较为尊崇儒学；在辟雍里学习古礼，在白虎观研究经学。这时班固撰述国史，贾逵作《神雀颂》，刘苍写了不少好文章，刘辅也著了《五经论》。天子与藩王的典范，就发出相互辉映的光彩了。从安帝、和帝以后，直到顺帝、桓帝时期，则有班固、傅毅、崔骃、崔瑗、崔寔、王延寿、马融、张衡、蔡邕等大量作家。此外，还有不少大儒，他们都颇有才华，其中文章做得好的，就不必一一列举了。不过东汉作家走的道路和以前不同，他们在文采和思想内容上，是依据儒家的经典；这就因为他们有政治经验，又不断讲述经学，所以渐渐接受了儒家的影响。后来灵帝喜爱文学，曾著《皇羲篇》一书，并召集文士到鸿都门写作。可是乐松等人，却引来一些不学无术之辈；所以杨赐称之为“驩兜”一类的坏人，而蔡邕则比之于弄臣。他们的文风和作品，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自从汉献帝流离迁移后，文人学士也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荡辗转四方；直到建安末年，北方地区才渐渐安定，曹操居丞相和魏王的地位，很喜爱诗章；曹丕身为魏王太子，善于写作辞赋；曹植是豪华的公子，更写出不少珠玉般的作品。他们三人都重视文才，所以吸引来许多优秀作家：王粲从荆州来归顺，陈琳从冀州来听命，徐幹从北海来从仕，刘桢从东平来归附；应玚运用其丰盛的文思，阮瑀以施展才华为乐趣；还有路粹、繁钦之流，邯鄣淳、杨修等辈，都有威仪地优游于诗酒之间，从容不迫地周旋于筵席之上，下笔而成高歌，挥毫可助谈笑。试看这一时期的作品，常常慷慨激昂；的确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风气衰落，人心怨恨，因而作者情志比较深刻，笔意比较深长，作品也就常常激昂慷慨而气势旺盛了。到魏明帝继位，自己能写作诗歌；同时也搜罗文士，设立崇文观。何晏、刘劭等人，都相继发挥才华。在以后几代年青皇帝中，只有高贵乡公尚有文才；他举目就有了文章，发言便成了理论。这时还有正始年间留下的风气，作品风格比较轻淡；嵇康、阮籍、应璩、缪袭等人，都活跃于当时的文坛上。
到了晋宣帝司马懿开始打下家国基础，晋景帝、晋文帝继承父志；他们在行为上忽略儒学风雅，致力于皇权地位争夺的阴谋权术。至晋武帝建立新王朝称帝后，关于学校和辞章的修正普及，却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下传到晋怀帝和晋愍帝，皇帝只成了装饰品，哪有余力谈文章事业！然而，晋代皇帝虽不重视文学事业，但实际上有才之人却很多：张华摇动笔杆像会落下珍珠，左思挥洒墨汁就像展开的锦绣，潘岳、夏侯湛的文章像双璧映照，陆机、陆云显示出个人文采，应贞、傅玄、张载、张协、张亢之徒，孙楚、挚虞、成公绥之辈，文章辞藻都清新英俊，兼有风韵华艳细腻的特点。以前史学家认为时代进入末世，这些人都没尽量发挥才华，确实是这样，这一点也使人叹息！
东晋元帝，大力提倡文学事业，兴建学校。文人刘隗、刁协精通礼法制度并受到皇帝尊重；郭璞因文思敏捷而受到优先提拔。到了晋明帝，他天资聪明，素来好与文人学士会聚，从被立为太子到继位，都孜孜不懈地讲论六经，在写作诰书、策问上倾情注意研讨，在辞赋上发挥特长，庾亮因有写作才华愈加受到亲近，温峤因文思敏捷而越发受到厚待。晋明帝在提倡文风方面，算得上是东晋时代的汉武帝了。后来孝成帝康帝寿运短促，穆帝哀帝在位时间也不长。简文帝时文学事业突然兴起，气度深沉，风格清新，精妙语言，深厚道理，常常充满在玄学清谈的讲席上；道家思想，浓厚文采，时时流布到文学苑池上来。到了孝武帝，因为没有合适继承人，政权逐渐被刘裕转移并篡夺，到安帝和恭帝，东晋王朝就完结了。这段时期的文学家兼史学家有袁宏、殷仲文等人，孙盛、干宝等辈，虽然他们的才智各有浅深，但也像珍珠宝玉般被朝廷采用了。
自从晋朝看重文学清谈，到东晋南渡后这种风气更为流行，受清谈玄学风气的影响，文坛形成一种新的文风。所以尽管当时的世道极度艰难，但同期的文学作品文辞平静宽缓，诗歌一定是以老子庄子思想作为宗旨和归宿，辞赋只能是以老子庄子著作做讲义解释。所以我们知道文章变化总是受时代情况感染，不同文体的发展兴衰和历史时代的发展兴衰相联系，探究它的开始，总归它的终结，即使是百世文学变化也能推知。
自从宋武帝爱好文学，到宋文帝也是儒雅彬彬，宋武帝具有宋文帝的德行才华，多才多艺，文章辞采丰富。从宋明帝以下，文辞儒学的风气便衰退了。刘宋时代的士大夫中，文士像云霞艳丽众多，影响力像狂风突起。王僧达和袁淑两宗族中接连出现文才人物；颜延之和谢灵运两世家的子弟也有好几代以文采著名；还有何逊、范云、张邵、沈约等人，多得不胜枚举。这里只就当时著名的文人，约略说下大概情况。
到大齐建国后，国运昌盛。齐高帝英明创业，齐武帝善于继承，文惠太子富有文采，齐明帝加以发展：他们都有天才，前途光明远大。当今皇帝刚刚继位，文化学术普遍开展；山川钟灵毓秀，产生了大量卓越的作家；像乘着神龙飞跃天上，像驾着良马驰骋万里。著作和制度都超过了周汉两代，简直和唐虞时期的文章一样，正当兴盛之际！对于这些既有巨大教育意义，又有美好文采的作品，我哪敢妄加论述？分析评论的工作，请交给高明的评论家吧。
总结：
在这十个朝代中，文学经历了许多的变化。时代是中心，文学围绕着它不断演进。
文风的朴质与华丽随时而变，文坛的繁荣与衰落也与世相关。历史虽然很长久，只要掌握文学和时代的关系，就清楚得如在眼前了。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咏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
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馀采，莫与比盛。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集雕篆之轶材，发绮縠之高喻，于是王褒之伦，底禄待诏。自元暨成，降意图籍，美玉屑之谈，清金马之路。子云锐思于千首，子政雠校于六艺，亦已美矣。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馀影，于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谶，颇略文华，然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虽非旁求，亦不遐弃。及明帝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孟坚珥笔于国史，贾逵给札于瑞颂；东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论；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自和安以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皇羲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馀风遗文，盖蔑如也。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含章，动言成论。于时正始馀风，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
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胶序篇章，弗简皇虑。降及怀愍，缀旒而已。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元皇中兴，披文建学，刘刁礼吏而宠荣，景纯文敏而优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愈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及成康促龄，穆哀短祚，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满玄席；澹思浓采，时洒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孙干之辈，虽才或浅深，珪璋足用。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
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驭飞龙于天衢，驾骐骥于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鸿风懿采，短笔敢陈；扬言赞时，请寄明哲！
赞曰∶
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
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僾焉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