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的时候要把意境设置在恰当的地方，语言要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情景设置在恰当的地方叫做“章”，语言放在合适位置上叫做“句”。所谓“章”，就是明白；所谓“句”，就是分界。分界语言，连接字词才能够分成各个单位，明确情境，概述所包含的思想并把它融入到既定的体裁里，即便章句二者的界限不同，它却能够像道路一般相互连接。人们所谓的写作，是用字词组成句，句多了成章，章多了成篇。全篇之所以能够文采焕发，是因为章没有瑕疵的缘故；章之所以能够文笔华丽，是因为句没有瑕疵的缘故；句之所以清新秀美，是因为字没有混乱的缘故；就好比震动树的根本而树叶也会随之晃动一样，知道根本的原则就能够概括全部的事例。
韵文和散文创作，篇幅大小不一；分离章整合句，调子也是有缓有急；随着内容的变化而适当的调配，并没有固定的标准。不管句子的字数是多少，只有将字词连接起来才能够起到作用；一章讲述了一个意思，只有让意思明确才算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其中所要掌控的情理，有时宕开有时承接，就好比跳舞来回旋转一般，要有行列位置；又好像声色美妙的歌曲一样，带有高低清浊的节奏。
检验诗人的比拟譬喻时，虽然会有断章取义，然而每一章一句都在整篇之内，就好像剥茧抽丝，有开始就要有结束，好像紧密的鱼鳞排列一般有秩序。刚开始的行文言辞，就应该为中篇的写作埋下隐线，最后结尾的字词，要和前句的意思相呼应才行；如果能做到文字如交织的花纹，内涵融会贯通，好比花萼和子房的连接，首尾形成一体。如果言辞匹配不恰当，那么就好比在异乡的旅客般孤苦无依，叙述事情的顺序颠倒，就好比旅居在外的人一样无法安定。所以造句的时候不要颠倒秩序，断章的时候看重行文顺序，这原本就是情意表达的最终归宿，韵文和散文的写作要求也是这样的。
至于散文，虽没有固定的句式，其中的字却有一定的规律：四字句比较紧凑但不促迫，六字句虽然较长，但不松散；有时变化为三字句、五字句，是情景变化的需要。至于诗体、颂体的一般格式，大都是以四言为主。但《诗经·小雅·祈父》中以“祈父”二字成句，《诗经·周颂·维清》中以“肇禋”二字成句。查二字句的作品开始于黄帝时期，如《弹歌》这个歌谣就是；三字句的作品产生于虞舜时期，传为帝舜所作《元首》歌便是；四字句的作品发展于夏代，传为太康之弟在洛水边所作《五子之歌》就是；五字句的作品出现在周代，《诗经·召南》中《行露》篇就有部分五言句。六字、七字的句子，在《诗经》、《楚辞》中已搀杂出现；整篇文字或七字的作品，到两汉时期才完成。随着发展中内容不断复杂，各种句式就根据不同的情况而更换使用了。
至于改换韵脚，变动音调，是为了调节文章的语气。贾谊和枚乘的辞赋，是两韵一换；刘歆和桓谭的作品，则是一韵到底：这就是各人的爱好不同了。从前曹操论赋，不满于同韵的重复，而主张善于变换。陆云也说：“四言句的转变，以四句一换为好。”他对用韵的意见，和枚乘、贾谊相同。但两韵一换，声调音韵略嫌急促；如较长的辞赋一韵到底，读起来又会使人感到疲劳。才情昂扬的作者，虽然运思顺畅，怎如折中用韵，不疏不密，可保不出大的毛病。
《诗经》的作者把“兮”字写入句内，《楚辞》中用“兮”字，常常在句子之外。查究用“兮”字组成句子，只是为了辅助语气的声音。从舜帝的《南风歌》以来，“兮”字的运用已很长久了。曹操讨厌用“兮”字，大概是他认为对作品的内容没有什么益处吧。至于“夫”、“惟”、“盖”、“故”等，是句子开头的发语词；“之”、“而”、“于”、“以”等，是插入句中的常用语；“乎”、“哉”、“矣”、“也”等，则是用于句末的老话头。对于说明事理，这些虚词本身似乎没有具体意义，但在句子中的作用却是很必要的。高明的作者加以灵活运用，组合成完整的作品，将使若干个句子，靠一虚词的帮助而很好地联系起来。既然虚字还惟恐其不妥，何况所有的章句呢？
总结：
处理章节有一定的法度，积字成句却没有常规。章节的内容应该配合主旨，每个句子的文辞应该避免不连贯。
围绕内容来安排音韵，就能紧密结合而相互发扬。根据实际划分章句，以此尽力发挥出章句的作用。
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
夫裁文匠笔，篇有大小；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其控引情理，送迎际会，譬舞容回环，而有缀兆之位；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也。
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
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为句。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言广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两体之篇，成于西汉。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
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刘歆、桓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
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于句外。寻兮字承句，乃语助馀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难谬，况章句欤。
赞曰∶
断章有检，积句不恒。理资配主，辞忌失朋。
环情革调，宛转相腾。离合同异，以尽厥能。